我讨厌“阿凡达”，就像我讨厌詹姆斯·卡梅隆_3DM专栏

1.

2012年，《泰坦尼克号》3D版重映，国内院线盛况空前。当时内地市场刚救济完港台导演，转手就给美国文艺界补了钙，据说包揽了全球近半票房。一来二去，好莱坞3D大片开始在中国扎根。

逢年过节，观众逐渐习惯拿特效大片洗脸，用特供3D剔牙。一直苦等到2022年，一道真正意义上的视觉盛宴——《阿凡达：水之道》终于开播。詹姆斯·卡梅隆不做导演13年，这次算是有备而来。

“水之道”总时长3小时12分，比《泰坦尼克号》短两分钟，比《阿凡达》长半小时，整体叙事节奏可说温吞。对一部概念先行、注重视觉表现的科幻片而言，这十分不友好。

“逼窝特，my friend。”

和前作一样，“水之道”的故事脉络清晰，主题普世明了：人类卷土重来，潘多拉世界岌岌可危，纳威族人遭遇空前危机。因此，以杰克·苏利为首的陆生部族，与海洋部族谋求联合。期间，他们互相摒弃偏见，与侵略者正面“交换”立场。最终，大家都感知到了彼此的视野，生命达成了大和谐。

对照好莱坞惯有的“中产精英价值观”标准，“水之道”势必会围绕环保、家人等关键词展开，再顺便安插某些典型的角色符号——具有弱势群体的共情基础，而被殖民对象同化，并最终上升至牺牲者、传教者、使徒形象的白人父亲；本性不坏，但离经叛道，需要在良好家庭观念下，回归公共秩序的问题儿童；精神层面上超脱世俗寻常，能施文明人不可理解之神迹的超能力土著，等等。

为了杂糅如此多的既视感，而不至于把电影整个种进窠臼里，詹姆斯·卡梅隆着实费了一些心思。8K48帧的画面规格，跟他老人家祖传的顶尖3D技术，必然是发挥了糖衣的作用。否则，观众要肯花3个多小时去影院看这种伦理小戏，那扎克·施耐德就太他妈冤了。

事实上，《阿凡达：水之道》上映至今，确实反响平平。至少，没能像某些人预测的一样，成为当期院线的速效救心丸。

疫情下的糟糕票房只是其一，观众对“水之道”的不吝批评，才是最扎眼的。因为在我尚且幼小的记忆里，中国人是热爱卡梅隆的，甚至爱到有些崇拜的地步。不知是否跟当年的“泰坦尼克热”有关，总之一谈起卡导，人们就想起票房奇迹、才贯东西、世纪末浪漫，云云。这次提起“水之道”，人们同样惊讶于，卡梅隆居然没考个100分。

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饭吃多了会腻。吃饱了，吃撑了，人自然就想吃更好的。经过多年的“普世轰炸”，好莱坞主流剧本里的某些关键词，已经让部分中国观众有了PTSD。尤其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几个词——环境、爱、家人（Family）。当然，中国人不是不重视这些，这些理念是塑造现代社会生态的共识，是我们的影迷已经看够了，确实没那么缺爱了，家人更是多得够呛，绿水青山这两年也回来了一些。

多少有些抽象起来了

而一般情况下，越是缺少什么，才越倾向于反复地强调。对电影的主题而言，重复意味着反常。新生代观众多少也意识到了，卡梅隆虽然一举推动了银屏技术的飞跃，但骨子里依旧不改保守习气。

闭关期间，卡梅隆挂名过几部电影的编剧，最近且有知名度的，是《阿丽塔：战斗天使》。非常四平八稳的剧本，被医生父亲从垃圾堆里捡来、拼好，叛逆少女寻找自我，并最终成长。事实上，“阿丽塔”的剧情走向之迪士尼，让人不得不反复查阅本片导演，以确定这究竟是不是罗德里格兹的真迹。至于剩下的几部“终结者”，相信应该就只是挂挂名而言。毕竟，詹姆斯·卡梅隆只是年纪大了点，观念老套了点，业务水平总归没什么大病。

卡梅隆1954年生人，71年移居美国，84年靠《终结者》成名，入行已经40年有余。这样的从业跨度，跟不上版本是人之常情。“阿凡达”的平庸也有先天性的成分，不以观众的腻不腻味为转移。

当我们歌颂詹姆斯·卡梅隆时，常用的字眼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狂人”“细节狂人”“行业革命者”等等，也有好事者直接供奉他为卡神。

总是喜欢在别人名字缩写后面加个神字，是一种我至今难以理解的奇怪劣习。卡梅隆最狂的那年，也只说自己是“King of the world”而已。他从来不是神，哪怕还两脚沾地拍电影的时候，卡梅隆也有自己的困境。

2.

卡梅隆非科班出身，最早专攻特效跟编剧，执导的第一部作品是名不见经传的廉价恐怖片。当时正赶上80年代的B级片狂潮，这部山寨《大白鲨》的《食人鱼2：繁殖》，表现非常一般。

2010年，《60分钟》采访卡梅隆，问他怎么看自己的黑历史。卡梅隆一如既往地大声——“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好的飞天食人鱼电影”。虽然听着像是某种自黑，但假如你常看这人演讲，那大概就知道卡梅隆多半是认真的。

专注于概念，且坚定不移地推销概念，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也是卡梅隆导演生涯的起飞方式。《终结者》的剧本当年只卖了1块钱，前提是让卡梅隆这个生瓜蛋子自己导。

顺便一提，《食人鱼》还有“3DD”版本，当然跟卡梅隆没什么关系

初代《终结者》的剧本灵感是个公开的秘密，卡梅隆很大方地借鉴了约翰·卡朋特1978年的剧本。基本上，《终结者》就是科幻版的《月光光心慌慌》，气氛系的迈克尔·迈尔斯换成了视觉系的州长，人还是一样地杀。这也是为什么，初代终结者最早是作为反派登场的。

从那以后，卡梅隆似乎被困死在了视觉冲击力上，除了商业导演自身携带的四平八稳之外，其接手的作品始终缺乏气质上的主体性。

1984年，《终结者》才刚刚杀青不久。卡梅隆转头就接了两部当红系列的续集——《第一滴血2》《异形2》。两部电影的拍摄工期很紧张，上映间隔不到一年。短短3个月，卡梅隆就写完了剧本，多少让后来的两部电影有点串味。不用怀疑，《异形2》的陆战队就是刚从越南出来。

如果只谈商业成绩，那么卡梅隆无疑是神，而且是拜人最多的财神。

世上的成功导演无非2种：一种是作者性强的，比如姜文、王家卫、北野武、韦斯·安德森、昆汀，他们的电影多少带些标志性的气味，就像野兽本能地标记领地，观众闻着味就知道过来；

对称狂魔

另一种是业务能力强的，比如冯小刚、迈克尔·贝、斯皮尔伯格，还有詹姆斯·卡梅隆，他们更擅长发挥某种通才，比如冯小刚更擅长幽默的碎片化叙事，贝爷擅长玩爆炸剪辑，斯皮尔伯格擅长讲故事，而卡梅隆擅长“奇观”。

确切来说，是技术奇观。

卡梅隆正经编导的第一部电影，是1989年的《深渊》。某种意义上，它算是《阿凡达》的前传，也是卡梅隆作为导演兼编剧的野心扉页。从这部电影里，你能找到卡梅隆的许多精神图腾。

T-1000的技术前身

《深渊》的结构亦不复杂：一艘战略级核潜艇搁浅，192颗核弹头暴露在海底，石油钻探平台受到军方雇佣，临时开始协助搜救工作，期间在深海遇到了向往和平的外星生物。剧本创意来自卡梅隆高中时的开小差，当时的他在科学课上第一次听说了“液体呼吸”的概念，于是就有了《深渊》中的液压潜航服。少了这个概念，许多深海场景便没有科学解释。

卡梅隆对设定有着近乎恋物癖式的追求，因为他很清楚，一部快3个小时的冷战式说教电影（院线版140分钟），难以再用单纯的叙事来征服观众。无论有多少被迫害妄想症的美国军人，多少对热爱和平的美国工人夫妇，《深渊》也不是一部好故事片。而科幻部分尤其符合卡梅隆对于“奇观”的追求，当外星人拉起拆除核弹的工人丈夫，绚烂的霓虹点亮深渊，庞大的外星飞船有如教堂飞升。卡梅隆始终相信，即便只有最后的15分钟，华丽的画面依然救赎了某些东西，观众会齐头看向崇高。

两年后，苏联解体。而在《深渊》里，192颗核弹头的敌人，连正脸都没出现。

卡梅隆非常急于跟过去的自己切割，他不满足于特效师、续集导演的身份。《深渊》之后，他变得不太一样。就像《满城尽带黄金甲》后的张艺谋，《无极》之后的陈凯歌。据卡梅隆的说法，这是在破除电影制作的局限性。世界要想和平，首先离开长着《红高粱》的《黄土地》，去高朋满座的电影工厂。

3.

某种程度上，卡梅隆的困境和陈凯歌类似——他们过于热衷泛滥而空虚的价值判断，并且企图依赖宏大的视觉意象，来传达过于简单的判断。而卡梅隆的作者性更弱，他只是跟所有好莱坞商业导演一样，传达环保、家庭、爱。显而易见的，陈凯歌先出事了。

“水之道”的主题偷偷换成了家庭。家庭是一张王牌，新老好莱坞都绕不过去的主题。《教父2》里，9岁的小维托乘坐邮轮来到美国，他的family扎根自1901年，在黄金10年里发芽，在禁酒的岁月里茁壮。而在更早的蛮荒时代，大华工人沿着铁路向西部播种，农场拔地而起。他们最后都成了美国人。

“原子家庭”是美国神话的基石。旧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们，逃离荼毒你们的宗族捆绑，到美国来，用勤劳的双手建起只属于你们自己的家。逃离婆媳关系、逃离社会传统、逃离责骂、逃离打压、逃离赡养、逃离沟通，向自由发展的新生活举杯。就像农村人逃向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田小娥逃离麦穗的芒。

你会在大部分美国电影里见到这样的家庭，包括恐怖片

美国影视作品的家庭主题，严格来说是没有群像的，因为永远只有两代人。确切来说，是父与子、秩序与叛逆、供养与消耗的对立意象。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代中产阶级“原子”教育下的产物。二十年后，他们的儿子开始和另一个听披头士的男人组成全新意义上的家庭，而他们宁愿他吸毒。

就像大多数美国男人一样，卡梅隆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美国父亲。在《深渊》里，卡梅隆让结婚戒指顶住几吨重的水舱门，对他而言，爱与家庭是一种很具象的东西。被问到杰克是不是一定要死，卡梅隆的回答也是确凿的，如果杰克不牺牲，一切就没有意义。

泰坦尼克号是阶级寓言，穷人画家爱上贵族女儿，两人在船艄激情四射地吐口水。最后巨轮倾覆，杰克必须为爱牺牲，跟大部分3等舱乘客一起，被冰冷的海水吞没。这是卡梅隆笔下的新世界罗密欧与朱丽叶。

“水之道”的剧本也有着卡式的说教意味，而且渗透着一种不好的腐朽味道。从卡梅隆自身最擅长的概念展示说起，“阿凡达”到底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寓意？

Avatar来自梵语，本意是“化身”“分身”，往往指众神在凡间的肉胎。尼尔·史蒂芬森的《雪崩》借用了这个概念，指代人类意识在赛博空间里的数字形象。Avatar这个词，自带一种从上而下的视角，也意味着视角拥有者的立场转变。

在前作中，这种视角的变化发生在入侵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观众的Avatar是与敌人共情的杰克·苏利。这种开化使命式的角色代换，早已在好莱坞司空见惯，《风语者》《与狼共舞》《最后的武士》，甚至选角跟结构上都相差无几。《阿凡达》的初代剧本，正是詹姆斯·卡梅隆最擅长的——概念包装精神续作，彻底的类型化商业电影。

试着把当时的日本人想象成一种矮个子外星人

而“水之道”不同，它显然更接近《深渊》。

表面上，Avatar视角的承载者似乎发生了改变。杰克·苏利的戏份弱化，前作反派夸里奇上校承担起了Avatar的作用。虽然影片中，他本人的人类中心思维只是在最后关头有所动摇，但夸里奇的人格外延——他的儿子完成了终极救赎。

压缩杰克跟纳缇丽的戏份，专注于“儿女拯救父母”，这也是詹姆斯·卡梅隆精心准备的去说教化结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作为本片中“超能力土著”的担当，西格妮·韦弗饰演的琪莉这个角色，破坏了原先的“父与子”结构，暴露了整部电影“父与父”的自说自话。

初代的场景依然在剧本中重复出现

琪莉这个角色的存在，对应的正是所谓的“水之道”。她似乎是格蕾丝博士的女儿，但没有实质上的父亲。琪莉是通过回归“水之道”，而在伊娃的集体思维中诞生的复制品，她不是格蕾丝博士的女儿，她是失忆的格蕾丝博士。卡梅隆把西格妮·韦弗的灵魂安排进孩童的身体，让她完成机械降神，这显然满足了他对于自我重复、自我验证的实现。

当你试图反方向思考时，就会发现小蜘蛛从来不是夸里奇的人格外延。相反，在卡梅隆的语境里，说教的发起者其实是小蜘蛛，而夸里奇则是被教育者，也就是观众，Avatar。小蜘蛛、琪莉的存在，是某种“父”的存在。事实上，小蜘蛛一直都是个“插入”感极强的角色，在作为“父”的教育意识入侵时，他逼迫被侵害者纳缇丽向其就范，间接杀害并献祭了她的大儿子，而此前，纳缇丽早就已经失去了父亲、兄长等大部分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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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尾的大战中，纳缇丽化身一头悲痛而致命的雌兽，这也是最能令观众共情的时刻。反而是作为人的“母性”部分的回归，令人无法释然。卡梅隆只能再次寄希望于华丽的奇观，指望《深渊》最后的十五分钟。但说教的时代已经过去。LGBT摧毁了上一代美国人骄傲的中产阶级家庭观念，在大洋的另一边，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上的问题，中国家庭的再生产效率早已“赶英超美”。

这次，就连一向淳朴的中国观众，也没法再给卡梅隆补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