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肾脏器官交易合法化 伊朗模式值得别国效仿吗_3DM单机

当一个功能衰竭的心脏、肝脏、或者其他重要脏器被证明对所有可用的治疗形式产生耐药性之时，那么这个垂死的病人如果想活命可能只有靠器官移植了。不幸的是，捐献器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所有病人的需求。但时间滴滴答答的流逝使人感到绝望，于是有些病人可能会尝试通过非法途径购买所需器官。事实上，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黑市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器官非法交易！

20世纪80年代，伊朗也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合法捐赠的肾脏短缺，即便是低于标准的医疗设备也供应不足，而终末期肾病的患者缺在逐年增长。虽然伊朗拥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但又有什么用呢?1988年，伊朗决定实施一个不可思议且充满争议的决定——活人售卖自己的肾脏器官得到合法化！

大约三十年后，伊朗是为数不多的不存在器官短缺的国家之一。每一名需要肾脏的伊朗人都能得到满足。其他国家应该效仿伊朗吗?

“仅2014年，就有4761名美国人在等待肾脏移植中死去。”

2016年，据世卫组织捐赠与移植全球观察站（该观察站能提供世界范围内最全面的关于器官移植的相关数据）报道，合法捐献的器官尚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的10%。据美国肾脏基金会数据显示，在2014年，有4761名美国人在等待器官途中死去，此外又有3668人在等待途中因体质变得过于虚弱而无法进行移植。美国肾脏基金会致力于肾脏疾病的介绍、预防和治疗。

鉴于需求之大，人们为了挽救自己而走向黑市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我们很难得到黑市交易量的准确数字，因为非法交易并未有官方方法来进行追踪。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报道显示，器官的非法交易每年能产生8.4亿美元至17亿美元的收入，非法交易来的器官的移植数大约占总移植数的10%。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是一个关注非法资金流动的非盈利研究及咨询机构。

图注：黑市上各类人体器官价格表

肾脏交易尤其普遍，原因很简单，人有两个肾，摘了一个照样能活命。因此，肾脏交易看上去只是一桩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小事。肾脏需求量很大，所以理论上讲售卖方在谈价格时更有主动权。

然而，器官售卖方与购买方的实力对比远非上文理论所述的那么简单。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肾脏买家大多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高收入者，而肾脏卖家通常是世界上最弱小的人，也就是最没有权势钱财的人。对于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或未受过教育的公民而言，卖肾可能是他们摆脱贫困或抵偿债务的唯一选择！

根据世卫组织报道，接受肾脏移植的患者可能要支付20万美元，但卖肾人或许只能得到5000美元，因为经纪人把其他钱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了。更悲惨的是有些卖肾者连一分钱也没能拿到，因为交易是非法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讨回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笔钱。

不过还有更令人发指的，训练不足的外科医生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的环境下进行摘取这就会使买肾者后患无穷。危险、令人痛苦的并发症不仅会使他们丢掉工作，后续治疗还需要高昂的费用，这就是卖器官着的经济状况比卖之前更加糟糕。

极其特殊的市场

通过对活人售卖器官行为的合法化，伊朗现在能够避免黑市上的陷阱。根据美联社获得的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现如今伊朗全部肾脏捐献的55%来自于活体供者。作为对比，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8%，而剩下的62%来自已故捐赠人，还有接受移植但长远看器官较强的排斥性会损害其健康的人群。

2011年的一篇论文显示，在伊朗买卖肾脏的过程相当简单。医生写先一封信证明病人需要一个肾，然后病人拿着信来到伊朗肾脏基金会（一个促进全国肾脏移植的非盈利组织）的办公室。该组织根据病人的血型及其他情况将其添到列表中。根据该论文所述，急诊病人和残疾军人排在移植需求列表的更前面。

想要被批准为活体供者，对此有意向的伊朗人就去基金办公室接受体检，体检费用由供者自己承担。如果基金会认为肾脏足够健康，可以移植，他们就会同意批准。接下来，基金会就会根据血型等数据按需求名单从上往下寻找匹配的病人，考虑到其他因素如供者的体格发育，一个特别小的肾脏可能会被移植到儿童或女性患者体内，即便这些儿童和女性前面有身材较小的男性，因为捐献肾脏的大小和接受器官移植这的原始肾脏的大小的匹配度越高，那么移植后的长期效果就会越好。

“伊朗政府不仅支付移植手术的费用并且还为捐献者提供术后一年的健康保险。器官接收者或其家人向捐献者提供报酬，而基金会担当中介角色。”谢里夫理工大学(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微观经济学家法尔沙德·法特米和上文中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的作者这样表示道。底价为4600美元，但是如果捐赠者不愿意以这个价格出售他们的肾脏，那么在匹配之后他们可以和接收者私下协商以获取更高的售价。2011年，法特米估计平均而言接受器官移植者将会多付530美元到1060美元不等。

如果双方意见取得一致，两者都需要进行组织测试以确保接受者不太可能排斥新肾脏。如果测试结果乐观，患者和捐献者将签署一份协议，并且他们还会收到负责资金的处理事宜的机构以及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的名单。该负责中心会在移植手术进行期间保管器官接收方的支票，在手术完成后支票将会送到捐献者的手中。

这个“典范”值得学习吗?

伊朗的系统模式的确加快了病人接受器官捐献的进程，但从接触基金会到收到肾脏平均而言需要5个月的时间，因此法特米也表示合法肾脏市场也并非没有缺点。

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医生在术后往往没有跟进捐赠者的情况。法特米强调，在捐赠后的几十年里跟踪捐赠者的情况并观察肾脏捐献后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行动执行起来难度颇大，因为捐献者为了避免与卖肾这一名号联系起来他们通常会隐姓埋名。法特米还表示，向公众宣传捐赠的好处，无论这种行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可以帮助解决当前这个问题。

法特米指出，就像非法肾脏市场一样，伊朗的合法市场上肾脏捐献者也是最贫穷、最弱势的一部分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想要摆脱贫困别无他法。“我去过基金会。捐赠者年轻且充满活力，但就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想要解决生活中一些很小的问题，他们就会选择售卖自己身体器官！”法特米说道。

由于缺乏后续跟进，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弱势公民是否能从这笔交易中切实获益，这种切实的利益并非指卖器官得来的钱，而是指他们后来的生存状态是否有了乐观的改善。

尽管伊朗的模式可能并不完美，而且只能阻止肾脏这一种器官的非法交易，但法特米相信这总比走向黑市要好。该体系保护弱势的捐赠者，确保他们得到应得的报酬，并且确保他们得到医疗照顾。而且，这也给了患者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市场，他们的命运很难说了。

“通过移植，患者可能会多活二三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能够和家人共享快乐的时光。此外他们还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积极的一面。”法特米说道。

到现在为止，伊朗仍然是唯一一个允许公民活体出售肾脏的国家。然而没这并不是说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合法肾脏交易市场。201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被提供潜在利益信息的时候美国公民对器官销售的想法更加开放。这样看来，即便创造这种市场存在公众反对这一障碍，也可能通过教育计划来消除。

尽管如此，伊朗是在当年直到形式非常严峻才决定使肾脏销售合法化的，因此如果历史具有指示器的作用，那么下一个尝试这一系统的国家很可能像当年的伊朗一样面对类似的困境。印度就是个例子，在这里终末期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像美国这种国家，其终末期肾病的发病率在过去十年来已经稳定下来，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维持现状只需等待新的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出现，到时黑市或许也就失去了市场。当然这是理想的看法，即便新技术出现黑市或许也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每次我去基金会的时候，我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为急需拯救的患者克隆一个肾脏，”法特米说道。“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伊朗的体系是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