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三国时代 我们该如何圈地、征兵、种田?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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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三国时代”其实不太精确,事实上,这是东汉末年一座凋敝的北方小城,这座城市刚被乱军洗劫,只有几千居民侥幸存活。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没有料到眼前的景象——作为一个穿越者,你伴着电闪雷鸣出现了。
不仅如此,你还发现,这次的“系统”还慷慨地附送了粮食和资金,这让你不免想起了穿越小说中的景象,男主人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城门大声喊:“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打天下吗?”并走上了称霸天下之路。但在现实中,你除了激动,感觉到的更多是不安,因为居民的眼神正在从惶恐转向贪婪,尤其是在他们看到黄金的那一刻。

这就引出了本文要介绍的那个问题:穿越到三国时代:我们该如何圈地、征兵、种田?仅凭穿越小说是不够的,你还得了解那时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或者下载一个名叫《率土之滨》的app,按照官方的说法,它不仅是一部强调“寸土必争”的“多人战略手游”,还充当了一个穿越者必备的三国战略手册。
三国只是“权二代”们的游戏?
事实上,但凡一个野心勃勃的穿越者来到三国时代,首先该是思索的是一件事:如何取得众人的信任?在杀人如割草的乱世,这些人大多被保命的本能所驱动,早已抛弃了道德准则,这种情况便不能只依靠登高一呼,而是需要缜密的谋划,只有如此,民众和士绅才能相信,他们值得将粮草、财产乃至生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穿越者必须最好事先确定,自己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资本,另外,你也可以向旁人询问一下自己的身份:假如你发现,自己幸运地穿越成了某位地方大员,或者与某个权力家族沾亲带故,那么你的开局将比较平顺。
汉末军阀割据形势图,其中除却宗教领袖出身的张鲁、和出身低微的孙策、刘备和吕布外,其余群雄大多是前军人和高级官吏
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即东汉末年的混战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并给了刘备等微寒之人打开了出人头地的途径。这固然是事实的一方面,然而,如果你观察与之并驾齐驱的各种势力,会发现,当时的群雄,如曹操、袁绍、公孙瓒、袁术、刘虞、王朗等,都有着相当雄厚的背景和根底——比如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曾出任太尉,养祖父是权倾一时的宦官曹腾;袁绍则出自著名的“汝南袁氏”家族,四代人中曾有5人担任过三公的职位,而在南方,他们的代表是孙氏麾下的顾、陆、张、朱四姓,其成员“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换言之,三国末年的群雄混战,更像一次家族权力的大洗牌——他们中一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另一部分则从幕后走出,填补了其中的真空——平民百姓不过是供他们驱役的工具。
如今,无数鬼畜视频的主角——王司徒王朗正是汉末三国时期群雄的一个代表:他早年跟随太尉杨赐学习经学,后来被任命为会稽太守,196年孙策攻会稽时,王朗举兵抵抗,为孙策所败,后来辗转投靠曹操。魏国建立后,王朗先后担任司空和司徒,可谓终身显贵,其孙女王元姬则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昭
官职和出身之所以在重要,主要是因为在权力分配上,各地仍然沿用着“黄巾之乱”前的法则。在东汉时期,通行一种名为“察举”的制度:皇帝会委托官员挑选德才兼备之人,然后送往中央,为授予官职进行各种评审。在这个过程中,出于私利,官员往往会举荐门生、下属、亲戚,或是关系密切的大族子弟。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既得利益者结成了一个个集团,他们盘根错节,掌握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命脉。
虽然东汉末年的战乱让许多显贵在战乱中丧生,但在求生本能的刺激下,其中的幸存者往往变得更加团结,他们的触手从权力和土地伸向了整个社会,这为群雄割据创造了条件。而从微观层面看,谁拥有官职,便拥有了统治的合法性,便有机会借助自身所在集团的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武力,调动整个地区的物资和人员——这些最终都将转化为称雄一方的资本。
东汉的《讲学画像砖》,在东汉时代,传授儒学经典的大家,往往是政府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将一部分学生推向仕途,令其成为自己在官场上的心腹,并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利益链
事实上,在起步阶段,大家族出身的群雄就已经确立了优势:比如说袁绍,他从189年夏天离开洛阳,到190年初举兵,实际仅间隔了大约半年,但他迅速却集结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这些都很难由单纯的一座城市提供,而需要动员几个州郡的人力和物资。
为此,曹操曾哀叹说:当初起兵和袁绍交战时,袁绍有优质铠甲一万副,而他自己只有二十副;袁绍有战马铠甲三百件,而他自己只有不到十件。尽管如此,即使曹操自己,仍然凭借“散家财”征募了超过5000名兵员——足以白手起家者自叹弗如。
草根的出头之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便毫无机会——当然他们要为此经历更多的挫折,并付出极大的努力,具体来说,一个穿越者除却要聚拢人心、利用财富,还需要用行动令大族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合适的利益代言人——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孙坚父子和刘备,前者通过击杀海盗、讨平叛乱获得了官职,而后者则凭借皇族远亲的身份建起一支民兵,进而谋取了地方长官的职务。虽然他们的发迹史不尽相同,但许多细节却出人意料地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脉,并以此提升地位和身份。
但随后,孙坚和孙策主要依靠的是南方的大族,这种趋势在孙策统治时期尤其明显,后来孙氏政权的主要谋臣,如张昭、周瑜、鲁肃,都在这个时期被笼络进了决策机构中。同样的情况,对刘备也完全适用。
桃园三结义:出自电视剧《三国演义》,抛却文学描述,兄弟情的背后,其实还有政治-军事上的合作
虽说众多周知的“桃园三结义”只是小说中的演绎,但毫无疑问,在起兵之初,刘关张三人的密切合作,其实也可以看做“官员(刘备)”“职业军人(关羽)”“地方豪强(张飞)”三者共同缔结的联盟。而到徐州之后,刘备立刻和两位威望很高的官员建立了联系,他们就是孙乾和糜竺,其中糜竺的角色尤为重要,因为其另一个身份是当地的大商人,在此期间,他将家中的门客和家奴2000人以及大量财富资助给刘备,用来帮助后者扩充实力,同时,刘备还娶了麋竺的妹妹为妻,也正是对各种关系的利用,使得刘备每到一地,都能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
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于草莽,并成为蜀汉皇帝,史书上公认的原因是“仁德”,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可以被解读为“同各界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
积极扩张要胜过消极防守
上述做法,都将帮助一个势力获得可靠的政治经济后盾,并获得了一块相对稳妥的根据地,接下来,他们便可以把目光放的更长远一些,并思考一个问题: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方针?
在乱世中偏安一隅,把辖区建设得井井有条,似乎是一种稳妥的做法,同时,这也是现实中,很多割据势力(如北海的孔融、冀州的公孙瓒、中原地区的孔岫和金璇、四川的刘璋等)采取的策略,但最终结果是,他们的领地都成了其他势力的目标,付出的所有努力也都为此付之东流。
《率土之滨》截图,游戏中的世界地图和真实三国非常相似,在开局之初,你应着眼的是如何尽快圈地;假如采取闭关自守的策略,往往会被周边的对手压制
事实上,如果玩一遍《率土之滨》,就会大致理解其中的情况,因为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资源相对有限,你也许可以用几年时间,把一片土地经营得井井有条,但由此得到的回报,却不及在初期积极开疆拓土来得快。不仅如此,选择扩张的势力一旦成功,便会聚拢起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某天席卷你的领地。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积极扩张,就会被大肆扩张的势力吞没。
正是出于这一点,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你玩过《率土之滨》,无疑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你的高等级部队横扫一切的时刻。
如何征兵之一:和大族搞好关系
当然,一个势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兵员的征集: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和平年代,一切都可以自下而上迅速完成,但战乱令情况变得大不相同:因为它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户籍:这种在春秋时代初具雏形的制度,并在两汉得到了极大发展。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充当了统治者征收赋税、征发兵员的基础。但突如其来的战火不仅摧毁了档案记录,还让居民脱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因此,在汉末,你倘若阴差阳错地接管了一个地区,并试图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就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措施。
《率土之滨》中的征兵画面,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一键征兵,但在汉末三国的实际操作中,情况实际复杂的多
前面提到,无论世家出身的袁绍和曹操,还是白手起家的孙坚和刘备,都非常注意一点:这就是同“大族”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这些“大族”不仅将站出来保障社会秩序,还将充当基层的行政机关,并为统治者提供物资和兵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在于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加上社会动乱此起彼伏,大量农民或流离失所,或在经济上彻底破产,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将全家托庇于当地的豪强——这种趋势在“黄巾之乱”期间尤其明显。
东汉时期、大族居住的陶楼模型,从中不难发现,它实际更像一个防御严密的小型城堡,由于汉末社会动荡,大族为了保障安全,纷纷将庄园改造成坞堡以自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成了一个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大族”不仅掌控了整个地区的基层政权,还控制了当地的资源和人口。为在战乱中自保,他们将庄园改建成堡垒,并将控制下的适龄男子组成私人武装。换句话说,尽管割据势力一个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们往往会发现,这个地区的人口其实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相反,只有通过“大族”这个渠道,他才能获得关键的资源——如粮食、武器和兵员。
作为结果,割据势力必须和大族进行交易。一旦双方取得互信,大族便会像在企业中参股一样,为其提供物资和人员,假如其支持的势力在战争中取胜,回报也会随之而来,它们有时是人口和土地,有时是官职——这些都将帮助大族扩大势力提供基础。
东汉时代的部曲陶俑,其腰部佩戴一把环首刀,但没有身着铠甲,可能是隶属于大族的私人武装,在汉末,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割据势力争霸所倚重的力量
在汉末三国时代,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关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孙权建立的吴国,实际是江南大族的联合统治,而孙氏家族的角色,只是一个被推上台面的利益代言人,这点在其军事制度中尤其明显——因为和曹魏和蜀汉的做法不同,孙吴的军队隶属于将领本人,而非国家或皇帝,其麾下的将领和谋臣,如周瑜、张昭等,也有着深厚的地方背景,其掌握的土地和士兵则可以世代继承。
而在曹操起兵之初,也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这在其将领和谋臣的出身上可以略见一斑:比如谋臣荀攸和荀彧叔侄,他们都来自颍川地区的官僚世家;再比如猛将许褚,史书上就记载说,他在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点仅凭匹夫之勇是不可能。而在刘备的政权中,同样有大族势力的代表,比如李严、吴懿和法正——他们世代在四川经营,在刘备占领四川期间提供了巨大帮助,为此,他们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比如法正就担任了尚书令——这是仅次于诸葛亮的职务。
当然,上述手段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大族的利益盘根错节,而且试图垄断高官职位,最终会和统治者爆发矛盾:比如曹操早年的功臣荀彧,最终便被逼自杀;而在曹叡和曹芳统治期间,也致力于收回权力,这最终成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的导火索。
如何征兵之二:收编黄巾军和少数民族
正是因此,割据势力通常不会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还会对流寇、黄巾军和少数民族进行收编,用来扩充自身的实力:考虑到这些人员组织很差,政权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将他们收编为自己的下属。
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曹操,在起兵之初,曹操只有数千部下,装备也相当低劣,但192年,曹操利用讨伐青州黄巾军的机会,收编了百余万黄巾军及家属,由此组成的部队成了其后来与袁绍争霸的资本。同样,孙吴政权也通过吸纳少数民族,极大扩充了实力——他们就是当年南方的原住民:山越人。
在张角死后,参与黄巾起义的各部最终被各个势力收编,成了其争霸中原的资本
从孙策开始,山越人就是被讨伐的目标。据史书记载,全琮、太史慈、吕蒙等将领都曾参与了围剿战,并从投降者中招募了数万名士兵,但成果最显著的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他先后收服山民达十万余人,并将四万余人编入了军队中。在灭亡前,孙吴的总兵力达到了23万,是赤壁之战时的数倍,而其中山越人占据了极大比重。
三国时期,步兵怎样编制?
事实上,招募兵员只是一个开始,相关势力还要负责装备、编组和训练,这样才能令其发挥出足够的战斗力。关于前一个话题,在早先的文章中我们有所涉及,而在军队编制领域,我们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对当时情况进行推测。可以确定,汉末三国时期的兵种划分相当明确,比如魏国和吴国就将军队分成步兵、水师和骑兵,蜀汉还增加了车兵和弩兵,这种做法有助于展开训练,并方便向部队集中调配物资。在其中,最重要的兵种莫过于步兵,他们主要编成方阵集体作战,编制与汉朝大体相近:其中5人为一“列”,两列为一“火”,5火为一“队”,两队为一“官”,每“官”下辖100人;而在更上方,是曲、部、校、裨、军等高级编制。
需要指出,其中最大的编制“军”,理论上也只有3200人——和我们的想象截然相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当时指挥手段非常有限:其一道命令只能通过口头或书信逐级传达,一旦编制过大,部队就会出现调动不灵的情况,将领对局势的掌控力也会因此减弱,这也意味着,尽管汉末三国时期经常出现规模上万的大战,但在具体指挥上,最高统帅只是做出大致的部署,而具体执行则被交给了下属的将军们。
没有钱,就不要考虑骑兵了!
除却步兵之外,骑兵也在当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一小队装备较差的轻骑,也足以在敌人后方制造紧张和混乱,并牵制数倍于己的对手。然而,在当时,骑兵的组建却异常棘手,对新崛起的势力来说尤其如此。
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从装书上看,骑马者的身份可能是高级官员。由于对外战争减少,东汉对马匹的需求没有西汉那样迫切,全国的马匹保有量也相对较少,这给组建骑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一个问题在于难以保证马匹来源。东汉时期,由于北方最大的威胁——匈奴陷入分裂混战,中央朝廷对军马的需求急剧下降——为了缩减不必要的开支,中央和地方的马政机构(负责军马的饲养)都大幅缩水:除了由朝廷直辖的少数马厩,其它的官办马厩多半位于西南边区,其中驯养的马匹以南方矮种马居多,并不具备充当战马的条件。而以上这些,都提高了在汉末获得军马的难度,不仅如此,军马在训练上也更为复杂,因为训练者的目标不只是让马匹听从驱使,而是要令其与骑手达成默契和一致。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吴子》有言:“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闭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这可以被看做古人训练战马和骑兵的原则,这一过程无疑相当漫长。照西汉时期的记载,一名23岁的青年在编入军队后,先要“一岁为卫士”,之后才能“一岁为骑士”,并练习“射御、骑驰、战阵”。
汉代的骑兵陶俑,三国时代的骑兵大致与此接近,都装备了马鞍,但没有使用马镫,这使其战斗力受到了一定影响,不过,骑兵仍然在汉末三国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换句话说,这一记录表明,在和平时代,军队要培养一名骑兵至少需要两年,也正是因此,在三国时代,对不甚强大的势力来说,骑兵更像是一种奢侈品,哪怕一支小部队,都会成为消耗其财力的无底洞。不过,在当时,各个势力都能找到一定的替代方案。其中主要的做法,就是招募边境的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部队在袁绍、公孙瓒、马腾和韩遂的麾下非常常见,而曹操的“虎豹骑”中,他们也占据了极高比例:他们在马背上长大,精通骑射和机动战术,吃苦耐劳,待遇要求也相对较低。从这个角度,假如你的根据地靠近边境,也许应为此感到庆幸,当然,需要指出,少数民族士兵并非毫无缺点——这就是容易被收买,且极难控制,在纪律性上注定无法和中原地区的士兵相提并论。比如在曹操统一北方期间,就有数万乌桓骑兵被张辽率少数精锐一举击溃的事例。
汝妻子吾养之,汝勿虑也!
在介绍完部队的编制组织之后,我们必须阐明一点:这就是在纪律上,任何古代部队,都难以同近代军队媲美。在近代和现代,士兵是一种职业,他们有稳定的薪酬,和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维系士气的是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或保卫国家的决心等。但古代士兵更像是一种被强加的临时身份,其参军的动机无外乎有三:为了活着,为了改变生存状态,或者为了找个机会从军营中逃出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少数部队能做到装备精良,换句话说,其中多数人的本质只是一群拿起武器的乌合之众。
三国时代的士兵装束,像图片中央、穿着铠甲的骑兵,在当时的军队中只有极少数
正是因此,成为古代军队的统帅注定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在战乱频仍之年尤其如此。如果你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如军饷、战利品和土地,士兵们就可能在刺激下创造奇迹,否则,士兵们的心思就会转到土地的收成,或家里的女人上,这将导致叛乱和逃亡发生。也正是因此,在《三国志》等史书中,每逢两军对峙、军粮匮乏、或阴雨连绵时,就会出现“士卒多叛”的场面。
由于当时的作战形式是方阵,士兵一旦临阵逃亡,部队便有可能因阵型混乱而陷入崩溃,这就需要严厉的军法来管束。比如曹操在《败军抵罪令》中明确指出,诸将出征,失败者,要依军法治罪;凡是不按军令行动者,都必须斩首,部队背后还有督战队持刀监视。在蜀汉,诸葛亮也以治军严厉著称:凡是临战准备不足、不听号令或是扰乱军心的官兵,都将受到死刑的惩处。
“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这句话虽然情景与曹魏的军事制度完全不沾边,但其实很好地阐释了“质任制”的本质
此外,为防止逃兵出现,各个势力还会用其家属充当人质,这种制度被称为“质任制”。比如在曹操统一北方后,由于担心袁绍降军发动叛乱,因此命令其把家眷统一安置在邺城——这一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并一直持续到晋朝统一之后——比如魏国末年、毋丘俭和文钦发动的叛乱,就因为士卒的家眷多在内地作为人质,最终只有少数人加入了叛乱者的军队。
“军无给则不威”
当然,解决军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依然是保障补给。就像《率土之滨》强调的那样,你的行动始终要受到粮草、士兵疲惫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量力而行。不过需要指出,一些割据势力起兵之初,往往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比如像袁术、公孙瓒、吕布和曹操等,其兵力实际达到了辖区承载力的上限,因此,他们往往会像流寇一样行动,靠大军压境震慑毫无准备的城市,迫使他们自动投降,如果遭遇抵抗,就展开大规模屠杀和劫掠。
比如说,在曹操攻打陶谦时,就曾毁灭了十多座城市,“杀男女数十万”。在统一北方期间,负隅顽抗的邺城和柳城也几乎被他完全屠灭。当然,残忍的背后也有无奈,当时中原地区普遍凋敝,人口数量也出现锐减,正如当时史书中的记载,曹操治下虽然土地广阔,但人口“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同样急剧减少的还有粮食产量,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当公元194年,曹操征讨吕布之时,由于天灾人祸,市场上一斛谷的售价达到了50万钱,其麾下一名部将在东阿“筹粮”,但所有收获只能供大军食用3天,其中还掺杂了不少人肉干。
汉代的陶制粮仓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保障军需,一直是汉末三国时代各个势力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而在另一面,军队的消耗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按照汉代法令,从事重体力活动的士兵,一个月应得到相当于今天的40千克粮食,此外还要加上3升食盐,普通士兵的军粮则大约是25千克/月。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体力战斗和行军。换句话说,一支5万人的大军,每月消耗粮食将达到至少1200吨。
既然如此,当时粮食的产量如何?按照史书上的记录,在东汉时期,一个五口之家的普通农户,能耕种的土地最多不超过100亩,每亩在风调雨顺时能产粟3石,相当于140千克——其一年收获的粮食最多不过1.4吨。
东汉时代的墓地画像砖,表现了农村渔猎和收获时的画面,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只出现在和平时期,也只有在此时,农民的生活才能大致温饱,如果遭遇战乱,不仅其收成要被征用,本人也有可能被强制派往战场
这也意味着,一位军阀要打一场为期半年的战役,要消耗大约7200吨粮食,这需要至少1万户家庭贡献一半的收成来提供。此外,还没有计算天灾、征兵和战乱导致的减产,和运输途中的消耗——换句话说,三国时代的战争,想维持正常的后勤很难,“以战养战”成了军队必需的出路。
去种地!但别忘带上军队……
需要说明的是,杀戮和掠夺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经常招致对方的顽强抵抗。因此要想保障后勤,最重要的仍然在局势稳定后,在占领区恢复生产——而对这一点的重视,也是刘备、曹操和孙权在群雄中崛起的原因。
总的来说,恢复生产的举措可以包括几点,其中最首要的是恢复秩序和重新统计户籍。因为农业最需要的是“耕者有其田”,确切地说是保障农民的土地不会像在战争中那样,被随意践踏和掠夺,只有如此,他们才会重新定居,从事生产并繁衍人口,接下来,官府便可以对他们的情况进行统计,进而保证兵役和税收等。刘备占领四川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郊外的田地分赐将士,但赵云反对说,应当让当地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最终刘备听从了赵云的意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针,这一方针也被诸葛亮和刘禅继承了下去。
东汉时代的牛耕画像砖,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各个势力都会致力于恢复统治秩序,并大力发展农业
按照史书记载,诸葛亮在成都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再比如车骑将军邓芝,其“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还有重臣费祎和姜维,他们一个“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一个“宅舍弊薄,资财无余”,这都表明蜀汉政权从上到下,都不热衷于聚敛财富和兼并土地——这为农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条件。这种措施也保证了弱小的蜀汉得以长期存在,并且极少有动乱发生。
另一种手段是将军队转入生产,其中的代表曹魏的屯田。这种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存在三个巨大矛盾,其中之一是人口越来越少,而军队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导致后者在粮草上难以为继,同时,大量的成年男子在军队中、完全脱离生产,本质实际对劳动力的一种浪费。另外,屯田还能解决粮草的运输问题,由于当时运输速度缓慢,假如要运输1石军粮前往数百里外的前线,运输人员消耗的粮食可能是其数倍。因此,将士兵组织起来进行开垦就成了一种必需。实际上,曹魏之所以能称霸北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屯田制度所赐,不但粮草供应有了保障,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运粮的劳役负担,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为后来司马氏家族统一全国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