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三国时代 我们该如何圈地、征兵、种田？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说这是“三国时代”其实不太精确，事实上，这是东汉末年一座凋敝的北方小城，这座城市刚被乱军洗劫，只有几千居民侥幸存活。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没有料到眼前的景象——作为一个穿越者，你伴着电闪雷鸣出现了。

　　不仅如此，你还发现，这次的“系统”还慷慨地附送了粮食和资金，这让你不免想起了穿越小说中的景象，男主人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城门大声喊：“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打天下吗？”并走上了称霸天下之路。但在现实中，你除了激动，感觉到的更多是不安，因为居民的眼神正在从惶恐转向贪婪，尤其是在他们看到黄金的那一刻。

　　这就引出了本文要介绍的那个问题：穿越到三国时代：我们该如何圈地、征兵、种田？仅凭穿越小说是不够的，你还得了解那时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或者下载一个名叫《率土之滨》的app，按照官方的说法，它不仅是一部强调“寸土必争”的“多人战略手游”，还充当了一个穿越者必备的三国战略手册。

三国只是“权二代”们的游戏？

　　事实上，但凡一个野心勃勃的穿越者来到三国时代，首先该是思索的是一件事：如何取得众人的信任？在杀人如割草的乱世，这些人大多被保命的本能所驱动，早已抛弃了道德准则，这种情况便不能只依靠登高一呼，而是需要缜密的谋划，只有如此，民众和士绅才能相信，他们值得将粮草、财产乃至生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穿越者必须最好事先确定，自己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资本，另外，你也可以向旁人询问一下自己的身份：假如你发现，自己幸运地穿越成了某位地方大员，或者与某个权力家族沾亲带故，那么你的开局将比较平顺。

汉末军阀割据形势图，其中除却宗教领袖出身的张鲁、和出身低微的孙策、刘备和吕布外，其余群雄大多是前军人和高级官吏

　　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即东汉末年的混战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并给了刘备等微寒之人打开了出人头地的途径。这固然是事实的一方面，然而，如果你观察与之并驾齐驱的各种势力，会发现，当时的群雄，如曹操、袁绍、公孙瓒、袁术、刘虞、王朗等，都有着相当雄厚的背景和根底——比如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曾出任太尉，养祖父是权倾一时的宦官曹腾；袁绍则出自著名的“汝南袁氏”家族，四代人中曾有5人担任过三公的职位，而在南方，他们的代表是孙氏麾下的顾、陆、张、朱四姓，其成员“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换言之，三国末年的群雄混战，更像一次家族权力的大洗牌——他们中一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另一部分则从幕后走出，填补了其中的真空——平民百姓不过是供他们驱役的工具。

如今，无数鬼畜视频的主角——王司徒王朗正是汉末三国时期群雄的一个代表：他早年跟随太尉杨赐学习经学，后来被任命为会稽太守，196年孙策攻会稽时，王朗举兵抵抗，为孙策所败，后来辗转投靠曹操。魏国建立后，王朗先后担任司空和司徒，可谓终身显贵，其孙女王元姬则嫁给了司马懿之子司马昭

　　官职和出身之所以在重要，主要是因为在权力分配上，各地仍然沿用着“黄巾之乱”前的法则。在东汉时期，通行一种名为“察举”的制度：皇帝会委托官员挑选德才兼备之人，然后送往中央，为授予官职进行各种评审。在这个过程中，出于私利，官员往往会举荐门生、下属、亲戚，或是关系密切的大族子弟。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既得利益者结成了一个个集团，他们盘根错节，掌握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命脉。

　　虽然东汉末年的战乱让许多显贵在战乱中丧生，但在求生本能的刺激下，其中的幸存者往往变得更加团结，他们的触手从权力和土地伸向了整个社会，这为群雄割据创造了条件。而从微观层面看，谁拥有官职，便拥有了统治的合法性，便有机会借助自身所在集团的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武力，调动整个地区的物资和人员——这些最终都将转化为称雄一方的资本。

东汉的《讲学画像砖》，在东汉时代，传授儒学经典的大家，往往是政府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将一部分学生推向仕途，令其成为自己在官场上的心腹，并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利益链

　　事实上，在起步阶段，大家族出身的群雄就已经确立了优势：比如说袁绍，他从189年夏天离开洛阳，到190年初举兵，实际仅间隔了大约半年，但他迅速却集结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这些都很难由单纯的一座城市提供，而需要动员几个州郡的人力和物资。

　　为此，曹操曾哀叹说：当初起兵和袁绍交战时，袁绍有优质铠甲一万副，而他自己只有二十副；袁绍有战马铠甲三百件，而他自己只有不到十件。尽管如此，即使曹操自己，仍然凭借“散家财”征募了超过5000名兵员——足以白手起家者自叹弗如。

草根的出头之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便毫无机会——当然他们要为此经历更多的挫折，并付出极大的努力，具体来说，一个穿越者除却要聚拢人心、利用财富，还需要用行动令大族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合适的利益代言人——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孙坚父子和刘备，前者通过击杀海盗、讨平叛乱获得了官职，而后者则凭借皇族远亲的身份建起一支民兵，进而谋取了地方长官的职务。虽然他们的发迹史不尽相同，但许多细节却出人意料地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脉，并以此提升地位和身份。

　　但随后，孙坚和孙策主要依靠的是南方的大族，这种趋势在孙策统治时期尤其明显，后来孙氏政权的主要谋臣，如张昭、周瑜、鲁肃，都在这个时期被笼络进了决策机构中。同样的情况，对刘备也完全适用。

桃园三结义：出自电视剧《三国演义》，抛却文学描述，兄弟情的背后，其实还有政治-军事上的合作

　　虽说众多周知的“桃园三结义”只是小说中的演绎，但毫无疑问，在起兵之初，刘关张三人的密切合作，其实也可以看做“官员（刘备）”“职业军人（关羽）”“地方豪强（张飞）”三者共同缔结的联盟。而到徐州之后，刘备立刻和两位威望很高的官员建立了联系，他们就是孙乾和糜竺，其中糜竺的角色尤为重要，因为其另一个身份是当地的大商人，在此期间，他将家中的门客和家奴2000人以及大量财富资助给刘备，用来帮助后者扩充实力，同时，刘备还娶了麋竺的妹妹为妻，也正是对各种关系的利用，使得刘备每到一地，都能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

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于草莽，并成为蜀汉皇帝，史书上公认的原因是“仁德”，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它完全可以被解读为“同各界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

积极扩张要胜过消极防守

　　上述做法，都将帮助一个势力获得可靠的政治经济后盾，并获得了一块相对稳妥的根据地，接下来，他们便可以把目光放的更长远一些，并思考一个问题：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方针？

　　在乱世中偏安一隅，把辖区建设得井井有条，似乎是一种稳妥的做法，同时，这也是现实中，很多割据势力（如北海的孔融、冀州的公孙瓒、中原地区的孔岫和金璇、四川的刘璋等）采取的策略，但最终结果是，他们的领地都成了其他势力的目标，付出的所有努力也都为此付之东流。

《率土之滨》截图，游戏中的世界地图和真实三国非常相似，在开局之初，你应着眼的是如何尽快圈地；假如采取闭关自守的策略，往往会被周边的对手压制

　　事实上，如果玩一遍《率土之滨》，就会大致理解其中的情况，因为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资源相对有限，你也许可以用几年时间，把一片土地经营得井井有条，但由此得到的回报，却不及在初期积极开疆拓土来得快。不仅如此，选择扩张的势力一旦成功，便会聚拢起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某天席卷你的领地。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积极扩张，就会被大肆扩张的势力吞没。

　　正是出于这一点，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你玩过《率土之滨》，无疑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你的高等级部队横扫一切的时刻。

如何征兵之一：和大族搞好关系

　　当然，一个势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兵员的征集：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和平年代，一切都可以自下而上迅速完成，但战乱令情况变得大不相同：因为它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户籍：这种在春秋时代初具雏形的制度，并在两汉得到了极大发展。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充当了统治者征收赋税、征发兵员的基础。但突如其来的战火不仅摧毁了档案记录，还让居民脱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因此，在汉末，你倘若阴差阳错地接管了一个地区，并试图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就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措施。

《率土之滨》中的征兵画面，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一键征兵，但在汉末三国的实际操作中，情况实际复杂的多

　　前面提到，无论世家出身的袁绍和曹操，还是白手起家的孙坚和刘备，都非常注意一点：这就是同“大族”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这些“大族”不仅将站出来保障社会秩序，还将充当基层的行政机关，并为统治者提供物资和兵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在于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加上社会动乱此起彼伏，大量农民或流离失所，或在经济上彻底破产，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将全家托庇于当地的豪强——这种趋势在“黄巾之乱”期间尤其明显。

东汉时期、大族居住的陶楼模型，从中不难发现，它实际更像一个防御严密的小型城堡，由于汉末社会动荡，大族为了保障安全，纷纷将庄园改造成坞堡以自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成了一个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大族”不仅掌控了整个地区的基层政权，还控制了当地的资源和人口。为在战乱中自保，他们将庄园改建成堡垒，并将控制下的适龄男子组成私人武装。换句话说，尽管割据势力一个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们往往会发现，这个地区的人口其实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相反，只有通过“大族”这个渠道，他才能获得关键的资源——如粮食、武器和兵员。

　　作为结果，割据势力必须和大族进行交易。一旦双方取得互信，大族便会像在企业中参股一样，为其提供物资和人员，假如其支持的势力在战争中取胜，回报也会随之而来，它们有时是人口和土地，有时是官职——这些都将帮助大族扩大势力提供基础。

东汉时代的部曲陶俑，其腰部佩戴一把环首刀，但没有身着铠甲，可能是隶属于大族的私人武装，在汉末，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割据势力争霸所倚重的力量

　　在汉末三国时代，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关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孙权建立的吴国，实际是江南大族的联合统治，而孙氏家族的角色，只是一个被推上台面的利益代言人，这点在其军事制度中尤其明显——因为和曹魏和蜀汉的做法不同，孙吴的军队隶属于将领本人，而非国家或皇帝，其麾下的将领和谋臣，如周瑜、张昭等，也有着深厚的地方背景，其掌握的土地和士兵则可以世代继承。

　　而在曹操起兵之初，也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这在其将领和谋臣的出身上可以略见一斑：比如谋臣荀攸和荀彧叔侄，他们都来自颍川地区的官僚世家；再比如猛将许褚，史书上就记载说，他在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点仅凭匹夫之勇是不可能。而在刘备的政权中，同样有大族势力的代表，比如李严、吴懿和法正——他们世代在四川经营，在刘备占领四川期间提供了巨大帮助，为此，他们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比如法正就担任了尚书令——这是仅次于诸葛亮的职务。

　　当然，上述手段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大族的利益盘根错节，而且试图垄断高官职位，最终会和统治者爆发矛盾：比如曹操早年的功臣荀彧，最终便被逼自杀；而在曹叡和曹芳统治期间，也致力于收回权力，这最终成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的导火索。

如何征兵之二：收编黄巾军和少数民族

　　正是因此，割据势力通常不会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还会对流寇、黄巾军和少数民族进行收编，用来扩充自身的实力：考虑到这些人员组织很差，政权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将他们收编为自己的下属。

　　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曹操，在起兵之初，曹操只有数千部下，装备也相当低劣，但192年，曹操利用讨伐青州黄巾军的机会，收编了百余万黄巾军及家属，由此组成的部队成了其后来与袁绍争霸的资本。同样，孙吴政权也通过吸纳少数民族，极大扩充了实力——他们就是当年南方的原住民：山越人。

在张角死后，参与黄巾起义的各部最终被各个势力收编，成了其争霸中原的资本

　　从孙策开始，山越人就是被讨伐的目标。据史书记载，全琮、太史慈、吕蒙等将领都曾参与了围剿战，并从投降者中招募了数万名士兵，但成果最显著的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他先后收服山民达十万余人，并将四万余人编入了军队中。在灭亡前，孙吴的总兵力达到了23万，是赤壁之战时的数倍，而其中山越人占据了极大比重。

三国时期，步兵怎样编制？

　　事实上，招募兵员只是一个开始，相关势力还要负责装备、编组和训练，这样才能令其发挥出足够的战斗力。关于前一个话题，在早先的文章中我们有所涉及，而在军队编制领域，我们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对当时情况进行推测。可以确定，汉末三国时期的兵种划分相当明确，比如魏国和吴国就将军队分成步兵、水师和骑兵，蜀汉还增加了车兵和弩兵，这种做法有助于展开训练，并方便向部队集中调配物资。在其中，最重要的兵种莫过于步兵，他们主要编成方阵集体作战，编制与汉朝大体相近：其中5人为一“列”，两列为一“火”，5火为一“队”，两队为一“官”，每“官”下辖100人；而在更上方，是曲、部、校、裨、军等高级编制。

　　需要指出，其中最大的编制“军”，理论上也只有3200人——和我们的想象截然相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当时指挥手段非常有限：其一道命令只能通过口头或书信逐级传达，一旦编制过大，部队就会出现调动不灵的情况，将领对局势的掌控力也会因此减弱，这也意味着，尽管汉末三国时期经常出现规模上万的大战，但在具体指挥上，最高统帅只是做出大致的部署，而具体执行则被交给了下属的将军们。

没有钱，就不要考虑骑兵了！

　　除却步兵之外，骑兵也在当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一小队装备较差的轻骑，也足以在敌人后方制造紧张和混乱，并牵制数倍于己的对手。然而，在当时，骑兵的组建却异常棘手，对新崛起的势力来说尤其如此。

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从装书上看，骑马者的身份可能是高级官员。由于对外战争减少，东汉对马匹的需求没有西汉那样迫切，全国的马匹保有量也相对较少，这给组建骑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一个问题在于难以保证马匹来源。东汉时期，由于北方最大的威胁——匈奴陷入分裂混战，中央朝廷对军马的需求急剧下降——为了缩减不必要的开支，中央和地方的马政机构（负责军马的饲养）都大幅缩水：除了由朝廷直辖的少数马厩，其它的官办马厩多半位于西南边区，其中驯养的马匹以南方矮种马居多，并不具备充当战马的条件。而以上这些，都提高了在汉末获得军马的难度，不仅如此，军马在训练上也更为复杂，因为训练者的目标不只是让马匹听从驱使，而是要令其与骑手达成默契和一致。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吴子》有言：“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闭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这可以被看做古人训练战马和骑兵的原则，这一过程无疑相当漫长。照西汉时期的记载，一名23岁的青年在编入军队后，先要“一岁为卫士”，之后才能“一岁为骑士”，并练习“射御、骑驰、战阵”。

汉代的骑兵陶俑，三国时代的骑兵大致与此接近，都装备了马鞍，但没有使用马镫，这使其战斗力受到了一定影响，不过，骑兵仍然在汉末三国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换句话说，这一记录表明，在和平时代，军队要培养一名骑兵至少需要两年，也正是因此，在三国时代，对不甚强大的势力来说，骑兵更像是一种奢侈品，哪怕一支小部队，都会成为消耗其财力的无底洞。不过，在当时，各个势力都能找到一定的替代方案。其中主要的做法，就是招募边境的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部队在袁绍、公孙瓒、马腾和韩遂的麾下非常常见，而曹操的“虎豹骑”中，他们也占据了极高比例：他们在马背上长大，精通骑射和机动战术，吃苦耐劳，待遇要求也相对较低。从这个角度，假如你的根据地靠近边境，也许应为此感到庆幸，当然，需要指出，少数民族士兵并非毫无缺点——这就是容易被收买，且极难控制，在纪律性上注定无法和中原地区的士兵相提并论。比如在曹操统一北方期间，就有数万乌桓骑兵被张辽率少数精锐一举击溃的事例。

汝妻子吾养之，汝勿虑也！

　　在介绍完部队的编制组织之后，我们必须阐明一点：这就是在纪律上，任何古代部队，都难以同近代军队媲美。在近代和现代，士兵是一种职业，他们有稳定的薪酬，和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维系士气的是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或保卫国家的决心等。但古代士兵更像是一种被强加的临时身份，其参军的动机无外乎有三：为了活着，为了改变生存状态，或者为了找个机会从军营中逃出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少数部队能做到装备精良，换句话说，其中多数人的本质只是一群拿起武器的乌合之众。

三国时代的士兵装束，像图片中央、穿着铠甲的骑兵，在当时的军队中只有极少数

　　正是因此，成为古代军队的统帅注定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在战乱频仍之年尤其如此。如果你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如军饷、战利品和土地，士兵们就可能在刺激下创造奇迹，否则，士兵们的心思就会转到土地的收成，或家里的女人上，这将导致叛乱和逃亡发生。也正是因此，在《三国志》等史书中，每逢两军对峙、军粮匮乏、或阴雨连绵时，就会出现“士卒多叛”的场面。

　　由于当时的作战形式是方阵，士兵一旦临阵逃亡，部队便有可能因阵型混乱而陷入崩溃，这就需要严厉的军法来管束。比如曹操在《败军抵罪令》中明确指出，诸将出征，失败者，要依军法治罪；凡是不按军令行动者，都必须斩首，部队背后还有督战队持刀监视。在蜀汉，诸葛亮也以治军严厉著称：凡是临战准备不足、不听号令或是扰乱军心的官兵，都将受到死刑的惩处。

“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这句话虽然情景与曹魏的军事制度完全不沾边，但其实很好地阐释了“质任制”的本质

　　此外，为防止逃兵出现，各个势力还会用其家属充当人质，这种制度被称为“质任制”。比如在曹操统一北方后，由于担心袁绍降军发动叛乱，因此命令其把家眷统一安置在邺城——这一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并一直持续到晋朝统一之后——比如魏国末年、毋丘俭和文钦发动的叛乱，就因为士卒的家眷多在内地作为人质，最终只有少数人加入了叛乱者的军队。

“军无给则不威”

　　当然，解决军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依然是保障补给。就像《率土之滨》强调的那样，你的行动始终要受到粮草、士兵疲惫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量力而行。不过需要指出，一些割据势力起兵之初，往往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比如像袁术、公孙瓒、吕布和曹操等，其兵力实际达到了辖区承载力的上限，因此，他们往往会像流寇一样行动，靠大军压境震慑毫无准备的城市，迫使他们自动投降，如果遭遇抵抗，就展开大规模屠杀和劫掠。

　　比如说，在曹操攻打陶谦时，就曾毁灭了十多座城市，“杀男女数十万”。在统一北方期间，负隅顽抗的邺城和柳城也几乎被他完全屠灭。当然，残忍的背后也有无奈，当时中原地区普遍凋敝，人口数量也出现锐减，正如当时史书中的记载，曹操治下虽然土地广阔，但人口“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同样急剧减少的还有粮食产量，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当公元194年，曹操征讨吕布之时，由于天灾人祸，市场上一斛谷的售价达到了50万钱，其麾下一名部将在东阿“筹粮”，但所有收获只能供大军食用3天，其中还掺杂了不少人肉干。

汉代的陶制粮仓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保障军需，一直是汉末三国时代各个势力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而在另一面，军队的消耗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按照汉代法令，从事重体力活动的士兵，一个月应得到相当于今天的40千克粮食，此外还要加上3升食盐，普通士兵的军粮则大约是25千克/月。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体力战斗和行军。换句话说，一支5万人的大军，每月消耗粮食将达到至少1200吨。

　　既然如此，当时粮食的产量如何？按照史书上的记录，在东汉时期，一个五口之家的普通农户，能耕种的土地最多不超过100亩，每亩在风调雨顺时能产粟3石，相当于140千克——其一年收获的粮食最多不过1.4吨。

东汉时代的墓地画像砖，表现了农村渔猎和收获时的画面，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只出现在和平时期，也只有在此时，农民的生活才能大致温饱，如果遭遇战乱，不仅其收成要被征用，本人也有可能被强制派往战场

　　这也意味着，一位军阀要打一场为期半年的战役，要消耗大约7200吨粮食，这需要至少1万户家庭贡献一半的收成来提供。此外，还没有计算天灾、征兵和战乱导致的减产，和运输途中的消耗——换句话说，三国时代的战争，想维持正常的后勤很难，“以战养战”成了军队必需的出路。

去种地！但别忘带上军队……

　　需要说明的是，杀戮和掠夺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经常招致对方的顽强抵抗。因此要想保障后勤，最重要的仍然在局势稳定后，在占领区恢复生产——而对这一点的重视，也是刘备、曹操和孙权在群雄中崛起的原因。

　　总的来说，恢复生产的举措可以包括几点，其中最首要的是恢复秩序和重新统计户籍。因为农业最需要的是“耕者有其田”，确切地说是保障农民的土地不会像在战争中那样，被随意践踏和掠夺，只有如此，他们才会重新定居，从事生产并繁衍人口，接下来，官府便可以对他们的情况进行统计，进而保证兵役和税收等。刘备占领四川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郊外的田地分赐将士，但赵云反对说，应当让当地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最终刘备听从了赵云的意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方针，这一方针也被诸葛亮和刘禅继承了下去。

东汉时代的牛耕画像砖，在局势稍微稳定之后，各个势力都会致力于恢复统治秩序，并大力发展农业

　　按照史书记载，诸葛亮在成都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再比如车骑将军邓芝，其“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还有重臣费祎和姜维，他们一个“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一个“宅舍弊薄，资财无余”，这都表明蜀汉政权从上到下，都不热衷于聚敛财富和兼并土地——这为农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条件。这种措施也保证了弱小的蜀汉得以长期存在，并且极少有动乱发生。

　　另一种手段是将军队转入生产，其中的代表曹魏的屯田。这种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存在三个巨大矛盾，其中之一是人口越来越少，而军队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导致后者在粮草上难以为继，同时，大量的成年男子在军队中、完全脱离生产，本质实际对劳动力的一种浪费。另外，屯田还能解决粮草的运输问题，由于当时运输速度缓慢，假如要运输1石军粮前往数百里外的前线，运输人员消耗的粮食可能是其数倍。因此，将士兵组织起来进行开垦就成了一种必需。实际上，曹魏之所以能称霸北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屯田制度所赐，不但粮草供应有了保障，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运粮的劳役负担，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为后来司马氏家族统一全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