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毒气战秘史 微风中的杀戮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1918年10月14日，比利时的伊普雷，在密不透风的枪林弹雨中，一名德国士兵踉跄着从前线后退——作为巴伐利亚第6预备役师第16预备役团的一名陆军下士，或者说，战场上一颗无关紧要的棋子。他完全不知道敌人在何处，只有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回响在耳际：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他已经无暇关注周围，正下意识地让动作都屈服于一个目标——逃出毒气弥漫的前线。

　　尽管不乏出生入死的经历，并因作战英勇获得过铁十字勋章，但这位下士还是发现，成功的几率其实微乎其微：为击溃德国守军，就在几个小时前，英军不仅使用了重炮，还释放了芥子气——到处都是混乱的场面，炮弹在爆炸，工事和阵地面目全非，呻吟和哭喊从半空中传来，让毒气弥漫的战场显得如同地狱。当中午时分，这位九死一生的下士出现在团部时，他的眼睛已经像“烧红的煤块一样肿胀”——这是芥子气中毒的征兆，战友们只能将他送往急救站。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将经历双目失明、高烧乃至精神失常等折磨，而16团的战史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道：“毒气带来的伤亡令人惋惜。”

《战地1》中毒气弥漫的堑壕，这种诗意的景象，注定只能存在于后来的艺术作品中

　　这种冷漠并非没有原因，因为从各种角度，这位下士只是第16团奔赴前线以来，成千上万名炮灰中的一员。同样，这也不是该团遭遇的最残酷的毒气战，1917年夏，毒气曾经漫过堑壕，摧毁了好几个斗志高昂的连队。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名下士确实非同寻常：四年的战争中，他就像前线的一个幽灵，既无法被敌人杀死，又让战友们不断疏远——因为即使以最宽容的眼光看，这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

　　在四年的战斗中，他几乎没收到过来自后方的信件，也从不应声附和战友们的讨论；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有时会在隐蔽所来回踱步，并对政治问题大肆发表意见——毫不奇怪，如果这个人死了，将很快被部队抛弃和遗忘；但现在，他却躺在病床上，思考着“个人的复仇”和“德意志民族的未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中提到的“德军下士”（前排头顶有X记号者）同战友的合影，20年后，他将以“德国元首”的头衔而广为人知，“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这位前下士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毒气带来的、身体和内心的冲击，以及现实中的失落，最终刺激了这个人投身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1918年弥漫在伊普雷的毒气，悄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如果这位下士在战斗中死亡或安然无恙，历史也许将以另一种方式书写；而如果分析过去1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就像这场战斗一样，毒气扮演着残忍而诡异的角色：它充当了工业化国家厮杀的工具，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为某些重大事件充当了推手；然而，按照发明者们的设想，杀戮不是并毒气诞生的目标，确保文明社会的繁荣和尊严才是：19世纪下半叶，科学让化学工业繁荣发展，而毒气，则是化学工业繁荣的附加产品。

　　更为巧合的是，化学武器率先大规模使用的地点，和德军下士负伤的地点很近，他们都位于伊普雷。伊普雷是比利时东南部的一个集镇，位于法国边境以北大约13公里。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地方布满了低矮的山丘，盛开着鲜红的罂粟花，但在1914年之后，堑壕取代了花海，在山丘顶端和脚下连绵不绝。

1915年，伊普雷附近一座化为废墟的村庄，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毒气战，就在这片类似月球表面的土地上打响

　　在此之前，德军进攻，而英军防御，这场战争曾被德国人想象成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短暂：大军应当像洪水一样横扫欧洲，进而抵达巴黎城下，接着法国会狼狈投降，这样每个人都能在圣诞节之前顺利回国。然而，这份战略计划却低估了沿途的抵抗。前线形成了“堑壕对堑壕”的僵局——毫不奇怪，只有新式武器打破尴尬的僵持局面。

　　4月22日的炮击，象征着德国人大举进攻的开始，这迫使扼守伊普雷的加拿大人和法军非洲部队退入他们的堑壕。到日落时分，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德国部队开始有秩序地后退，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随着信号弹升入天空，黄绿色的烟云从钢瓶中涌出了——在微风助推下，它们悄悄地飘向了协约国的防区。

　　德国人在伊普雷使用的是氯气，它由瑞典人舍勒发现——当1774年，他将软锰矿与盐酸混合加热时，突然得到了这种黄绿色的气体。“氯气有强烈的刺激性，能腐蚀人的呼吸道，让他们窒息和死亡。”——一本19世纪的著作冷静而克制地写道，尽管在当时，人们很少在乎这一点。

烧瓶中的氯气，它主要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并溶解在呼吸道所含的水分里，生成次氯酸和盐酸，令呼吸道黏膜浮肿，造成呼吸困难：氯气中毒的明显症状是发生剧烈的咳嗽，症状重时，会发生肺水肿，进而导致受害者死亡。另外，由食道进入人体的氯气会使人恶心、呕吐、胸口疼痛和腹泻。一般情况下，1立方分米空气中的氯气超过0.001毫克，就会给人的健康带来损害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情况不同了。在无人区的另一面，协约国士兵们想尽办法来进行抵抗：他们抓住自己的喉咙，用外套和衬衫堵住自己的嘴，但这是没有用的——伤亡超过了1万人，他们不得不放弃整个阵地。

　　前线士兵之所以对毒气陌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家们曾向他们许诺，不会让毒气在战争中使用。1899年的一份国际公约中规定：使用“有扩散窒息性质的瓦斯，或者填充毒气的抛射武器”的做法，都是可耻的战争罪行。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半年，随着厮杀的血腥程度交错上升，这一规则很快被打破了——法国和德国先后使用了催泪瓦斯，而发生在伊普雷的一幕，则充当了大规模毒气战的开始。

　　和其它横空出世的武器一样——在登场之初，毒气引发了无可名状的恐惧。士兵扔下武器逃跑，救护人员面对伤者无计可施。但有化学基础的军人很快发现了毒气的成分：一周内，伦敦的妇女们就缝制了30万块棉布包，用硫代硫酸钠浸泡，这就是最早的防毒面具。

1915年，西线比利时军队的机枪阵地，所有官兵都佩戴了最早的防毒面具，用特殊化学物质浸泡的布包口罩。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抵抗氯气的攻击，但随着毒气战的升级，它带来的注定更多只能是心理上的安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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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德军在伊普雷大肆使用毒气，但效果却非常有限：除了给敌军带来绝望和窒息之外，预想中的大规模突破并没有出现。只有在一处，毒气的效果才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就是深藏不露的道德领域：从军人到化学家，都将毒气当成了一种“事业”，开始骄傲地将其推而广之。

　　因为有众多的化学工厂，德国在这一方面遥遥领先。战前，这些企业负责供应全世界的工业原料，到一战期间，其中最重要的八家组成了I.G.法本——欧洲最大的化学垄断企业。整个德国的化学精英都环绕在它的周围，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里茨·哈伯：1909年，他因为改进了合成氨技术而闻名于世，这一技术为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人们称赞他为农业带来的进步；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也称颂他的爱国主义。

戎装的弗里茨·哈伯（1868-1934）。1909年，他成为第一个从空气中制造出氨的科学家，使农业摆脱了对天然氮肥的依赖，并为人类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他也被称为“从空气中创造面包”的人；而在战争中，他负责在西线和东线进行毒气战，并因此在战后被协约国方面宣布为战犯。1918年12月，由于战前对化肥工业的贡献，他获颁诺贝尔化学奖。纳粹党上台后，哈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驱逐出境，1934年1月29日，因突发心脏病死于瑞士。

　　哈伯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终究要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关键的事业，其实是驱动它的战争机器——1915年，哈伯奉命协助前线进行毒气进攻，亲自指导前线士兵部署氯气罐，然而，亲身经历很快让他注意到，在致人死地这一点上，氯气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

　　毒性有限、易被中和、扩散迅速……这些都构成了氯气自身的缺陷，受这一点的刺激，1915年后，就像遭遇了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一样，毒气的类型也开始变得多样和致命。德国在氯气之后引进了光气，它又被称碳酰氯，气味和新割下的干草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光气的毒性大约是氯气的10倍——在每升空气中，只要光气含量大于1毫克，受害者吸上一到两口，几个小时后就会丧命。

1916年，穿过毒气幕展开进攻的德国士兵，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和拍摄者的位置，这可能是一张在后方摆拍的照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时，使用毒气在前线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另一种脱颖而出的产品被称为氯化苦，1916年，它首先在东线被用于对付俄国士兵。其成分包括了苦味酸和漂白剂，最大特点是很难同其它物质发生反应。在当时对抗毒气的手段中，只有活性炭能将它除走，但高浓度的氯化苦却能使活性炭饱和，进入人的呼吸道和肠胃。此时，他们会不停呕吐，进而被迫揭开防毒面具，这也意味着，假如有光气混合在填充氯化苦的炮弹中，这一下意识的举动将变得非常致命。

　　但最恐怖的毒气是二氯乙基硫醚，它也以“芥子气”的称谓而闻名于世。德国在西线率先使用它：1917年7月17日，西线的英军阵地上，这些标有黄色十字的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至：最初，英国人不过是打喷嚏，许多人摘下了防毒面具，接着，他们开始呕吐，皮肤上出现水泡，许多人眼睛红肿，只能像盲人一样狼狈后退——最终，有超过14000人伤亡，更不幸的是，在芥子气面前，传统的防护手段几乎无济于事。

　　芥子气符合人们对“理想武器”的定义：它隐蔽且致命，它能在前线留存数天甚至数周，可以穿透橡胶和皮革，同时很难被中和，它们会藏在在不为人瞩目的空隙——比如士兵的军靴和饭盒中，进而被带进后方的隐蔽所。在低浓度下，它是无色无味的，但仍然拥有剧毒。而在高浓度下，它的气味也能用其它气体伪装。德国人常用的做法是用甲苄基溴——它会发出一种类似丁香的气味。所以，当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在飘荡着丁香花气味的原野上不停狂奔。

一名芥子气受害者的肖像，尽管对关键部位进行了马赛克处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恐怖，和氯气不同，芥子气属于化学武器中的糜烂性毒剂，中毒后几乎无特效药，带来的后果痛苦且漫长。直到今天，其中毒机理仍未完全阐明，但有衍生物已被作为化疗药物使用

　　然而，在一战期间，这远不是科学家杀人试验的全部——还有喷嚏性毒气、氰化物和各种催泪瓦斯。在《战地1》描绘的年代，它们和芥子气、光气和氯气一道交错着飞过前线，并在双方的武库中占据着愈发醒目的位置。与之呼应的是，各交战方也合乎逻辑地走向残暴：它们彼此谴责，并用同样的借口相互施暴，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如果战争能因毒气提早结束，它就不再是屠杀手段，而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方式。

　　这超过了一个人的容忍限度。克拉拉·伊默瓦（Clara Immerwahr）是哈伯青梅竹马的恋人，也是德国最早的女化学博士。她认为毒气不仅是对科学的曲解，还让原本纯洁的学术腐朽和变质。她质问、争辩，强硬地要求她的丈夫放弃毒气工作——但这是没有用的，哈伯只是斩钉截铁地回应说：科学无国界，但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说完，他便冲出家门，去监督东线的一场毒气战——就在当天晚上，克拉拉在悲愤中开枪自杀了。

克拉拉·伊默瓦·哈伯博士（1870-1915），1900年从布雷斯劳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她便嫁给了哈伯，离开了化学研究，进而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家庭妇女。在她自杀之后，只有一家小报进行了这样的报导：“在达勒姆工作的、目前身处前线的、H（哈伯）博士的妻子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个悲哀的女人为何这么做，目前还不清楚原因”

　　克拉拉的抗议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从参战者变成牺牲品的过程中，那些被利用的人们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抵制，但反抗的代价永远是沉重的——一踏上这条道路，等在前面的往往是最残酷的结局。不仅如此，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哈伯夫人的自杀，除了带给旁人短暂的心理震撼外，最终不会有实际性的意义。因为他们面对的并非一个人，或者一种武器，而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庞大混合物。

　　诚然，凶手是化学家和士兵，毒气是他们的杀人手段，但这些只是屠杀的次要环节——真正的主谋，其实是现代化国家和附属的战争机器。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些个人或群体，能强大到与其对抗——因为它环环相套，完全镶嵌在自诩的文明社会当中：

　　在当中，被毒气屠戮的士兵来自动员制度的征召，这一制度保证了有足够的炮灰为战争所用。这些士兵隶属的部队依据现代化的军事原则组织起来，至于毒气和化学家则是现代工业和教育的产品，而以上的一切，又被一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本能驱动——有时，这种本能也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

遭遇芥子气后，一名士兵肿胀的双手，这种残暴的行为无疑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在更大的政治军事利益诱惑下，参战的国家对这种行为渐渐不再抵制

　　但这种体制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在普通人当中引发了精神麻木，为暴行的升级铺平了道路：它不仅鼓励将杀人效率最大化，还暗示不择手段是值得鼓励的——尽管以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想要完成这个目标仍困难重重，但正如历史显示的那样，它已经为下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差的只是效率和组织上的改进，不仅如此，只要有足够的动机，军人们也注定不会放弃努力。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时，它持续了超过1400天，其中的每一天都充斥着窒息和恐惧日子，然而，从战争实验的角度，它给人的感觉仍有些意犹未尽：首先，仓促结束的战争中止了许多踌躇满志的试验；不仅如此，在世界大战中，毒气攻击的目标一直是防护严密的士兵——从科学角度说，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对象。因为但凡有科学基础的人都清楚，试验品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它们必须数量巨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试验是否具有普适效果；目标还不能做出任何抵抗，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扭曲。这也意味着，军人并不是毒气的理想目标，装备低劣的游击队和平民才是。一战结束后，毒气继续被广为运用，但受害者却悄然转向了其他领域。

　　在1919年的俄国内战中，白军用芥子气对抗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英军用类似的方式扫荡了印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在同时期的中国，张作霖用毒气同冯玉祥和吴佩孚作战。但与这些战争的规模和影响相比，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毒气开始具备了某种荒谬的属性——他们原本由正规军队装备，用于对抗正规军队，但经过演变，它逐渐成了单方面施暴的工具。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军在一枚东北军库房中的空投毒气炸弹合影，在1920-193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张作霖曾少量使用了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均系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得，其中一部分属于协约国缴获的、一战时期德军的武器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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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种种肆无忌惮的行动，舆论只报以道义上的谴责，并在“现代化战争”的大背景下不再抵制。但事实上，这种“不抵制”却起到了默许的作用——它让更多的军人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并让毒气扩散到了无法应对毒气的地区：

　　新一轮的暴行始于1935年——30万意大利军队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支大军以装甲部队和空军战机为先导，但在墨索里尼和他的将军们看来，这些远不足以报仇雪恨——考虑到埃塞俄比亚人曾于1896年歼灭了他们的大军，投入毒气就成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决定。

一名被毒气沾染的埃塞俄比亚军人，他的额头正在溃烂

　　一名前埃塞俄比亚士兵后来回忆道：“半空回荡着隆隆声，恐怖的雨雾从天而降，然后我们的人开始大批死亡。”——这一幕发生在1936年初，当时，他的队伍正徐徐穿过一片微风吹拂的谷地。

　　按照意大利人的记录，在埃塞俄比亚，他们用多种方式展开毒气战：比如毒气炮弹和毒气炸弹；他们的毒气也被搭载在飞机上，像低空喷洒农药一样任其四处扩散——考虑到“半空中回荡的隆隆声”和“恐怖的雨雾”，那位黑人士兵遭遇的明显属于后一类攻击。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埃塞俄比亚人远没有做好应对毒气的准备——由于当地的炎热天气，他们在参战时大多是衣不蔽体的。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受害者最初皮肤红肿，进而开始溃烂和流脓，他们只能徒劳地向创口涂抹烈酒，或者在路旁呻吟着死去。

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意大利空军地勤人员同一枚毒气炸弹合影

　　国际社会虽然在口头上谴责，但对事实几乎无能为力，因为使用毒气在这里也充当了一个暗示：任何敢于提出反对的一方，都会遭到类似的武力威胁。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在华北和华南，毒气战导致许多村落被彻底灭绝，但国际舆论始终报以一种暧昧的态度——1937年7月，国联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各国将杀伤性毒气投入战争，但讽刺的是，日本在1931年退出了国联，从通过之日起，这项决议便失去了意义。

1937年在上海，佩戴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准备向国军阵地发动进攻

　　这些战争在今天，诚然是历史书上冷冰冰的段落，而在当年，它却无时无刻不传递着一个诡异和惊悚的信息：对1914-1918年发生在欧洲的那场战争，人们曾天真地认为，它将带来持久的和平——因为它实在太可怕，以至于让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理由吸取教训，但1930年代的新一轮战争，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在破坏力上也许将更胜一筹——种族主义的黑幕已经弥漫了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毒气也做好了准备，对毁灭上百万人，它只需要进行少数技术上的准备。

《我的奋斗》书影，这本被称为“史上最邪恶之书”的作品中只有不到7处提到了毒气，但仍然可以说，它从理论上开启了毒气的新使用方式

　　在德国，恐惧和仇恨共同催生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说是纳粹党。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让该党的领袖、那名在1918年负伤的陆军下士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这里，他开始向助手鲁道夫·赫斯叙述自己的政治自白，这本书很快被命名为《我的奋斗》。

　　根据当时的照片，希特勒穿着一件不搭调的皮质短裤，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一战期间，许多士兵都这样修剪胡须，以便戴上专门设计的防毒面具。而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绘毒气的使用前景：

　　“如果在战争之初和战争期间，有12000或15000名堕落的希伯来人被置于毒气之下——就像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遇到的那样——那么，前线数百万的生灵就没有白死。”

　　在纳粹党的理论中，《我的奋斗》从未被宣布为神圣的教条，但人们无疑感受到了它的诱惑力：如果真如《我的奋斗》所说，是犹太人将无辜者置于毒气之下；那么从道德角度，德国人对犹太人使用毒气也是理所应当的。

位于今天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正门，“劳动使你自由”标语清晰可见，这座集中营将以它的毒气室而闻名于世

　　1933年1月30日中午，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愉快地接受了任命，成为德国元首。借助“国会纵火案”及随后获得的独裁权力，他终于开始实施所计划的一切。在纳粹征服西欧两年以后，即1942年，在用毒气处决犹太人方面，德国人开始进行探索和尝试——集中营建立起来了，“劳动使你自由”是它们的格言。

　　但在铁栅背后，自由又会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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