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毒气战秘史 微风中的杀戮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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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14日,比利时的伊普雷,在密不透风的枪林弹雨中,一名德国士兵踉跄着从前线后退——作为巴伐利亚第6预备役师第16预备役团的一名陆军下士,或者说,战场上一颗无关紧要的棋子。他完全不知道敌人在何处,只有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回响在耳际: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他已经无暇关注周围,正下意识地让动作都屈服于一个目标——逃出毒气弥漫的前线。
尽管不乏出生入死的经历,并因作战英勇获得过铁十字勋章,但这位下士还是发现,成功的几率其实微乎其微:为击溃德国守军,就在几个小时前,英军不仅使用了重炮,还释放了芥子气——到处都是混乱的场面,炮弹在爆炸,工事和阵地面目全非,呻吟和哭喊从半空中传来,让毒气弥漫的战场显得如同地狱。当中午时分,这位九死一生的下士出现在团部时,他的眼睛已经像“烧红的煤块一样肿胀”——这是芥子气中毒的征兆,战友们只能将他送往急救站。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将经历双目失明、高烧乃至精神失常等折磨,而16团的战史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道:“毒气带来的伤亡令人惋惜。”
《战地1》中毒气弥漫的堑壕,这种诗意的景象,注定只能存在于后来的艺术作品中
这种冷漠并非没有原因,因为从各种角度,这位下士只是第16团奔赴前线以来,成千上万名炮灰中的一员。同样,这也不是该团遭遇的最残酷的毒气战,1917年夏,毒气曾经漫过堑壕,摧毁了好几个斗志高昂的连队。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名下士确实非同寻常:四年的战争中,他就像前线的一个幽灵,既无法被敌人杀死,又让战友们不断疏远——因为即使以最宽容的眼光看,这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
在四年的战斗中,他几乎没收到过来自后方的信件,也从不应声附和战友们的讨论;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有时会在隐蔽所来回踱步,并对政治问题大肆发表意见——毫不奇怪,如果这个人死了,将很快被部队抛弃和遗忘;但现在,他却躺在病床上,思考着“个人的复仇”和“德意志民族的未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文中提到的“德军下士”(前排头顶有X记号者)同战友的合影,20年后,他将以“德国元首”的头衔而广为人知,“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这位前下士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毒气带来的、身体和内心的冲击,以及现实中的失落,最终刺激了这个人投身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1918年弥漫在伊普雷的毒气,悄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如果这位下士在战斗中死亡或安然无恙,历史也许将以另一种方式书写;而如果分析过去1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就像这场战斗一样,毒气扮演着残忍而诡异的角色:它充当了工业化国家厮杀的工具,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为某些重大事件充当了推手;然而,按照发明者们的设想,杀戮不是并毒气诞生的目标,确保文明社会的繁荣和尊严才是:19世纪下半叶,科学让化学工业繁荣发展,而毒气,则是化学工业繁荣的附加产品。
更为巧合的是,化学武器率先大规模使用的地点,和德军下士负伤的地点很近,他们都位于伊普雷。伊普雷是比利时东南部的一个集镇,位于法国边境以北大约13公里。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地方布满了低矮的山丘,盛开着鲜红的罂粟花,但在1914年之后,堑壕取代了花海,在山丘顶端和脚下连绵不绝。
1915年,伊普雷附近一座化为废墟的村庄,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毒气战,就在这片类似月球表面的土地上打响
在此之前,德军进攻,而英军防御,这场战争曾被德国人想象成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短暂:大军应当像洪水一样横扫欧洲,进而抵达巴黎城下,接着法国会狼狈投降,这样每个人都能在圣诞节之前顺利回国。然而,这份战略计划却低估了沿途的抵抗。前线形成了“堑壕对堑壕”的僵局——毫不奇怪,只有新式武器打破尴尬的僵持局面。
4月22日的炮击,象征着德国人大举进攻的开始,这迫使扼守伊普雷的加拿大人和法军非洲部队退入他们的堑壕。到日落时分,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德国部队开始有秩序地后退,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随着信号弹升入天空,黄绿色的烟云从钢瓶中涌出了——在微风助推下,它们悄悄地飘向了协约国的防区。
德国人在伊普雷使用的是氯气,它由瑞典人舍勒发现——当1774年,他将软锰矿与盐酸混合加热时,突然得到了这种黄绿色的气体。“氯气有强烈的刺激性,能腐蚀人的呼吸道,让他们窒息和死亡。”——一本19世纪的著作冷静而克制地写道,尽管在当时,人们很少在乎这一点。
烧瓶中的氯气,它主要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并溶解在呼吸道所含的水分里,生成次氯酸和盐酸,令呼吸道黏膜浮肿,造成呼吸困难:氯气中毒的明显症状是发生剧烈的咳嗽,症状重时,会发生肺水肿,进而导致受害者死亡。另外,由食道进入人体的氯气会使人恶心、呕吐、胸口疼痛和腹泻。一般情况下,1立方分米空气中的氯气超过0.001毫克,就会给人的健康带来损害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情况不同了。在无人区的另一面,协约国士兵们想尽办法来进行抵抗:他们抓住自己的喉咙,用外套和衬衫堵住自己的嘴,但这是没有用的——伤亡超过了1万人,他们不得不放弃整个阵地。
前线士兵之所以对毒气陌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家们曾向他们许诺,不会让毒气在战争中使用。1899年的一份国际公约中规定:使用“有扩散窒息性质的瓦斯,或者填充毒气的抛射武器”的做法,都是可耻的战争罪行。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半年,随着厮杀的血腥程度交错上升,这一规则很快被打破了——法国和德国先后使用了催泪瓦斯,而发生在伊普雷的一幕,则充当了大规模毒气战的开始。
和其它横空出世的武器一样——在登场之初,毒气引发了无可名状的恐惧。士兵扔下武器逃跑,救护人员面对伤者无计可施。但有化学基础的军人很快发现了毒气的成分:一周内,伦敦的妇女们就缝制了30万块棉布包,用硫代硫酸钠浸泡,这就是最早的防毒面具。
1915年,西线比利时军队的机枪阵地,所有官兵都佩戴了最早的防毒面具,用特殊化学物质浸泡的布包口罩。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抵抗氯气的攻击,但随着毒气战的升级,它带来的注定更多只能是心理上的安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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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军在伊普雷大肆使用毒气,但效果却非常有限:除了给敌军带来绝望和窒息之外,预想中的大规模突破并没有出现。只有在一处,毒气的效果才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就是深藏不露的道德领域:从军人到化学家,都将毒气当成了一种“事业”,开始骄傲地将其推而广之。
因为有众多的化学工厂,德国在这一方面遥遥领先。战前,这些企业负责供应全世界的工业原料,到一战期间,其中最重要的八家组成了I.G.法本——欧洲最大的化学垄断企业。整个德国的化学精英都环绕在它的周围,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里茨·哈伯:1909年,他因为改进了合成氨技术而闻名于世,这一技术为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人们称赞他为农业带来的进步;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人们也称颂他的爱国主义。
戎装的弗里茨·哈伯(1868-1934)。1909年,他成为第一个从空气中制造出氨的科学家,使农业摆脱了对天然氮肥的依赖,并为人类大规模生产化肥提供了可能,他也被称为“从空气中创造面包”的人;而在战争中,他负责在西线和东线进行毒气战,并因此在战后被协约国方面宣布为战犯。1918年12月,由于战前对化肥工业的贡献,他获颁诺贝尔化学奖。纳粹党上台后,哈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驱逐出境,1934年1月29日,因突发心脏病死于瑞士。
哈伯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终究要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关键的事业,其实是驱动它的战争机器——1915年,哈伯奉命协助前线进行毒气进攻,亲自指导前线士兵部署氯气罐,然而,亲身经历很快让他注意到,在致人死地这一点上,氯气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
毒性有限、易被中和、扩散迅速……这些都构成了氯气自身的缺陷,受这一点的刺激,1915年后,就像遭遇了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一样,毒气的类型也开始变得多样和致命。德国在氯气之后引进了光气,它又被称碳酰氯,气味和新割下的干草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光气的毒性大约是氯气的10倍——在每升空气中,只要光气含量大于1毫克,受害者吸上一到两口,几个小时后就会丧命。
1916年,穿过毒气幕展开进攻的德国士兵,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和拍摄者的位置,这可能是一张在后方摆拍的照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时,使用毒气在前线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另一种脱颖而出的产品被称为氯化苦,1916年,它首先在东线被用于对付俄国士兵。其成分包括了苦味酸和漂白剂,最大特点是很难同其它物质发生反应。在当时对抗毒气的手段中,只有活性炭能将它除走,但高浓度的氯化苦却能使活性炭饱和,进入人的呼吸道和肠胃。此时,他们会不停呕吐,进而被迫揭开防毒面具,这也意味着,假如有光气混合在填充氯化苦的炮弹中,这一下意识的举动将变得非常致命。
但最恐怖的毒气是二氯乙基硫醚,它也以“芥子气”的称谓而闻名于世。德国在西线率先使用它:1917年7月17日,西线的英军阵地上,这些标有黄色十字的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至:最初,英国人不过是打喷嚏,许多人摘下了防毒面具,接着,他们开始呕吐,皮肤上出现水泡,许多人眼睛红肿,只能像盲人一样狼狈后退——最终,有超过14000人伤亡,更不幸的是,在芥子气面前,传统的防护手段几乎无济于事。
芥子气符合人们对“理想武器”的定义:它隐蔽且致命,它能在前线留存数天甚至数周,可以穿透橡胶和皮革,同时很难被中和,它们会藏在在不为人瞩目的空隙——比如士兵的军靴和饭盒中,进而被带进后方的隐蔽所。在低浓度下,它是无色无味的,但仍然拥有剧毒。而在高浓度下,它的气味也能用其它气体伪装。德国人常用的做法是用甲苄基溴——它会发出一种类似丁香的气味。所以,当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在飘荡着丁香花气味的原野上不停狂奔。
一名芥子气受害者的肖像,尽管对关键部位进行了马赛克处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恐怖,和氯气不同,芥子气属于化学武器中的糜烂性毒剂,中毒后几乎无特效药,带来的后果痛苦且漫长。直到今天,其中毒机理仍未完全阐明,但有衍生物已被作为化疗药物使用
然而,在一战期间,这远不是科学家杀人试验的全部——还有喷嚏性毒气、氰化物和各种催泪瓦斯。在《战地1》描绘的年代,它们和芥子气、光气和氯气一道交错着飞过前线,并在双方的武库中占据着愈发醒目的位置。与之呼应的是,各交战方也合乎逻辑地走向残暴:它们彼此谴责,并用同样的借口相互施暴,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如果战争能因毒气提早结束,它就不再是屠杀手段,而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方式。
这超过了一个人的容忍限度。克拉拉·伊默瓦(Clara Immerwahr)是哈伯青梅竹马的恋人,也是德国最早的女化学博士。她认为毒气不仅是对科学的曲解,还让原本纯洁的学术腐朽和变质。她质问、争辩,强硬地要求她的丈夫放弃毒气工作——但这是没有用的,哈伯只是斩钉截铁地回应说:科学无国界,但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说完,他便冲出家门,去监督东线的一场毒气战——就在当天晚上,克拉拉在悲愤中开枪自杀了。
克拉拉·伊默瓦·哈伯博士(1870-1915),1900年从布雷斯劳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她便嫁给了哈伯,离开了化学研究,进而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家庭妇女。在她自杀之后,只有一家小报进行了这样的报导:“在达勒姆工作的、目前身处前线的、H(哈伯)博士的妻子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个悲哀的女人为何这么做,目前还不清楚原因”
克拉拉的抗议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从参战者变成牺牲品的过程中,那些被利用的人们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抵制,但反抗的代价永远是沉重的——一踏上这条道路,等在前面的往往是最残酷的结局。不仅如此,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哈伯夫人的自杀,除了带给旁人短暂的心理震撼外,最终不会有实际性的意义。因为他们面对的并非一个人,或者一种武器,而是一个凌驾一切的庞大混合物。
诚然,凶手是化学家和士兵,毒气是他们的杀人手段,但这些只是屠杀的次要环节——真正的主谋,其实是现代化国家和附属的战争机器。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些个人或群体,能强大到与其对抗——因为它环环相套,完全镶嵌在自诩的文明社会当中:
在当中,被毒气屠戮的士兵来自动员制度的征召,这一制度保证了有足够的炮灰为战争所用。这些士兵隶属的部队依据现代化的军事原则组织起来,至于毒气和化学家则是现代工业和教育的产品,而以上的一切,又被一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本能驱动——有时,这种本能也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
遭遇芥子气后,一名士兵肿胀的双手,这种残暴的行为无疑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在更大的政治军事利益诱惑下,参战的国家对这种行为渐渐不再抵制
但这种体制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在普通人当中引发了精神麻木,为暴行的升级铺平了道路:它不仅鼓励将杀人效率最大化,还暗示不择手段是值得鼓励的——尽管以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想要完成这个目标仍困难重重,但正如历史显示的那样,它已经为下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差的只是效率和组织上的改进,不仅如此,只要有足够的动机,军人们也注定不会放弃努力。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时,它持续了超过1400天,其中的每一天都充斥着窒息和恐惧日子,然而,从战争实验的角度,它给人的感觉仍有些意犹未尽:首先,仓促结束的战争中止了许多踌躇满志的试验;不仅如此,在世界大战中,毒气攻击的目标一直是防护严密的士兵——从科学角度说,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对象。因为但凡有科学基础的人都清楚,试验品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它们必须数量巨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试验是否具有普适效果;目标还不能做出任何抵抗,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扭曲。这也意味着,军人并不是毒气的理想目标,装备低劣的游击队和平民才是。一战结束后,毒气继续被广为运用,但受害者却悄然转向了其他领域。
在1919年的俄国内战中,白军用芥子气对抗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英军用类似的方式扫荡了印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在同时期的中国,张作霖用毒气同冯玉祥和吴佩孚作战。但与这些战争的规模和影响相比,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毒气开始具备了某种荒谬的属性——他们原本由正规军队装备,用于对抗正规军队,但经过演变,它逐渐成了单方面施暴的工具。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军在一枚东北军库房中的空投毒气炸弹合影,在1920-193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张作霖曾少量使用了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均系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得,其中一部分属于协约国缴获的、一战时期德军的武器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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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种种肆无忌惮的行动,舆论只报以道义上的谴责,并在“现代化战争”的大背景下不再抵制。但事实上,这种“不抵制”却起到了默许的作用——它让更多的军人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并让毒气扩散到了无法应对毒气的地区:
新一轮的暴行始于1935年——30万意大利军队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这支大军以装甲部队和空军战机为先导,但在墨索里尼和他的将军们看来,这些远不足以报仇雪恨——考虑到埃塞俄比亚人曾于1896年歼灭了他们的大军,投入毒气就成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决定。
一名被毒气沾染的埃塞俄比亚军人,他的额头正在溃烂
一名前埃塞俄比亚士兵后来回忆道:“半空回荡着隆隆声,恐怖的雨雾从天而降,然后我们的人开始大批死亡。”——这一幕发生在1936年初,当时,他的队伍正徐徐穿过一片微风吹拂的谷地。
按照意大利人的记录,在埃塞俄比亚,他们用多种方式展开毒气战:比如毒气炮弹和毒气炸弹;他们的毒气也被搭载在飞机上,像低空喷洒农药一样任其四处扩散——考虑到“半空中回荡的隆隆声”和“恐怖的雨雾”,那位黑人士兵遭遇的明显属于后一类攻击。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埃塞俄比亚人远没有做好应对毒气的准备——由于当地的炎热天气,他们在参战时大多是衣不蔽体的。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受害者最初皮肤红肿,进而开始溃烂和流脓,他们只能徒劳地向创口涂抹烈酒,或者在路旁呻吟着死去。
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意大利空军地勤人员同一枚毒气炸弹合影
国际社会虽然在口头上谴责,但对事实几乎无能为力,因为使用毒气在这里也充当了一个暗示:任何敢于提出反对的一方,都会遭到类似的武力威胁。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实,在华北和华南,毒气战导致许多村落被彻底灭绝,但国际舆论始终报以一种暧昧的态度——1937年7月,国联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各国将杀伤性毒气投入战争,但讽刺的是,日本在1931年退出了国联,从通过之日起,这项决议便失去了意义。
1937年在上海,佩戴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准备向国军阵地发动进攻
这些战争在今天,诚然是历史书上冷冰冰的段落,而在当年,它却无时无刻不传递着一个诡异和惊悚的信息:对1914-1918年发生在欧洲的那场战争,人们曾天真地认为,它将带来持久的和平——因为它实在太可怕,以至于让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理由吸取教训,但1930年代的新一轮战争,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在破坏力上也许将更胜一筹——种族主义的黑幕已经弥漫了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毒气也做好了准备,对毁灭上百万人,它只需要进行少数技术上的准备。
《我的奋斗》书影,这本被称为“史上最邪恶之书”的作品中只有不到7处提到了毒气,但仍然可以说,它从理论上开启了毒气的新使用方式
在德国,恐惧和仇恨共同催生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说是纳粹党。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让该党的领袖、那名在1918年负伤的陆军下士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这里,他开始向助手鲁道夫·赫斯叙述自己的政治自白,这本书很快被命名为《我的奋斗》。
根据当时的照片,希特勒穿着一件不搭调的皮质短裤,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一战期间,许多士兵都这样修剪胡须,以便戴上专门设计的防毒面具。而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绘毒气的使用前景:
“如果在战争之初和战争期间,有12000或15000名堕落的希伯来人被置于毒气之下——就像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遇到的那样——那么,前线数百万的生灵就没有白死。”
在纳粹党的理论中,《我的奋斗》从未被宣布为神圣的教条,但人们无疑感受到了它的诱惑力:如果真如《我的奋斗》所说,是犹太人将无辜者置于毒气之下;那么从道德角度,德国人对犹太人使用毒气也是理所应当的。
位于今天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正门,“劳动使你自由”标语清晰可见,这座集中营将以它的毒气室而闻名于世
1933年1月30日中午,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愉快地接受了任命,成为德国元首。借助“国会纵火案”及随后获得的独裁权力,他终于开始实施所计划的一切。在纳粹征服西欧两年以后,即1942年,在用毒气处决犹太人方面,德国人开始进行探索和尝试——集中营建立起来了,“劳动使你自由”是它们的格言。
但在铁栅背后,自由又会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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