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分子：唐代以后，蜀山混成了这个怂样！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gamersky
点击查看本文上篇，内有商业植入，请读者凭脑细胞自行过滤，另外，千万不要将本文中的说法用于历史考试！
关于“吕祖”的传说太多，但能够确证的却几乎没有。他可能生于公元798年，并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叶，至于他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一方面，他在蜀山派乃至整个道教中都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还在唐朝政府供职，并在社会底层活动广泛。
在民间的传说中，吕岩，或吕洞宾，始终以普通道士的形象现身，但实际上，他的身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广泛
“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快，倾刻数百里，以为神仙……人咸异之。”《宋史·陈抟传》曾有这样的描述，但这段文字背后其实蕴藏了许多被忽略的信息：在当时的信仰和结社中，只有蜀山派同时以剑术和仙术见长，这似乎暗示了它和吕岩之间的固有联系。
但这一点完全不足以解释，吕岩为何被历史悠久的蜀山尊称为“吕祖”——因为“祖”的含义往往是创始人，而在该派历史中，“仙术高强”的成员其实不在少数，而吕岩无论从地位还是身份上，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对佛教有深刻的领悟；而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记载，他还是基督教在国内传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介绍牌，摄于今天的陕西省，其撰写人正是后来被称为“吕祖”或“吕洞宾”的吕岩，尽管本身是一名蜀山成员，但他也和其它宗教交流广泛
考虑到其大部分生涯都在云游中度过，以及和其它派别的复杂关系，吕岩甚至不配被称为一名合格的“蜀山弟子”，然而，如果把他的活动放更大的背景下，我们得出的结论将完全相反。
如果熟悉蜀山的编年史，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李逍遥辞去掌门到吕岩崛起，其记述经历了近百年的中断，而在这段正史几乎空白的时期内，许多隐患却在蜀山上空徘徊不去：
第一个隐患来自内部，李逍遥在下野后显然不愿放弃权力，据残存的记载，这位前掌门依旧是“七圣”评议团的成员，同时在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下，他不仅将和自己关系密切那名少数民族女子“安排”进了社团的管理层，随后，他还明目张胆地提拔了一位年轻的、王姓邻居。
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部电子游戏中，对李逍遥的一系列权力安排，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进行了铺垫和描绘，但按照后续作品中的记述，他的这些运作似乎并不成功
这些都破坏了一个秘密社团赖以存在的基础：比如公平的上升渠道，以及资深成员的平衡和互信，而另一些学者相信，恶化的环境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安史之乱仅限于中国北方，但随着长安陷落，唐朝宫廷也迁入了四川，这就让蜀山派的地位尤其难堪。
因为随中央政府而来的，还有它的统治机构，如密探和军队；更不幸的是，这个朝廷还风雨飘摇，他们开始在四川大肆搜罗兵员和赋税。由此引发的衰败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在20世纪蜀山被重新发现之前，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他们宁愿相信一个颇具浪漫主义的说法：在李逍遥退隐后，这个门派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寂寞地守卫着封印妖魔的结界。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为何吕岩被尊称为“吕祖”：他并非创建了蜀山，而是作为关键人物，帮助这个门派完成了重组。如果分析他的身份和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不仅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凭自己的官员身份和社会交际，帮助蜀山取得了朝廷和众多派别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圣德篇》《指玄篇》等著作，在其中，他反思了传统的修炼方法，并抨击了盛极一时的炼丹学。
他认为，由于人体自身的局限，过量服用丹药不仅对修炼毫无帮助，还会打乱体内的经脉平衡；相反，成员在服用丹药之前，最应该做的是长期和坚定的修行。也只有如此，“元气”才能在经脉内有条不紊地循环下去，进而经受住丹药本身的冲击和考验。
这种说法并不具备科学依据，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此之前，炼丹一直是蜀山“修炼”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在蜀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和掌门相信，这些药物是帮助他们修行和飞升的捷径。
按照台湾学者姚壮宪的研究，仅在李逍遥活动时期，蜀山使用的丹药就超过了13种，它们大多具有刺激神经或者治疗脏器上海的作用。最引人瞩目的一种名为“金蚕王”的昆虫制品，据信在大量服用之后，一名普通青年在修为上也能与掌门齐平。
出现在电子游戏中的、蜀山使用的各种丹药及昆虫制品
这些来路不明的丹药是蜀山神话的一部分，但也给这个秘密结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考虑到丹药中存在的铅、汞、硫、砷等成分，它们必然会给成员的智力和健康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从第23代掌门徐长卿，到第26代掌门孤独宇云，如果对这四位掌门的形象进行分析，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空洞的眼神、寡言少语的性格、冷漠的表情……第27代掌门李逍遥在进入中年之后，其形象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变化，尤其是神情的呆滞程度上。面对这种挑战，改革修炼方法便成了一种必需。
从历史的角度看，吕岩的作用不仅是检讨了蜀山派的修炼方式，还在于重新为这个门派制定了规则：众多历史学家通常将吕岩所在的时期视为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对蜀山派的严肃记录基本存在，但夹杂着大量的夸张和神化；而在他之后，关于该派的严肃记录则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了玄幻乃至荒诞的文学演绎。
据信，这幅“一贫”肖像的创作基础就是晚年的李逍遥，可以看到其神情与年轻时的不同：这是其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丹药之后出现的必然反应
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也许是，在那个话语权被官方垄断的时代，一个更加亲近底层的蜀山注定会被历史所忽略；不仅如此，随着整个派别愈发平民化，掌握读写能力的成员也愈发稀少，只有若干轶事在口耳相传中保存下来，而经历了这个过程后，许多历史线索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
毫不奇怪，描绘宋代之后的蜀山便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其中展现的内容，注定只能局限于大环境的变化，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入侵更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它摧毁了大多数的文献记录，并将四川周边化成了一片荒野。至于明朝的建立，同样没有改变这种悲剧性的状况。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时期，在各个具备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中，只有蜀山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局面。
甚至繁荣的经济都没有成为它的救星。对此，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其难以被公众接受的最主要原因，但这点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一个问题：同样是提倡避世修炼，也同样追求武功修为，蜀山却和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支派处境截然相反。
对于这一点，必须要从本源上进行分析：蜀山固然拥有自己的教义和神仙体系，但究其本质，其仍是一个武学-哲学爱好者协会，而它要想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世俗社会长盛不衰，就必须有某些东西以保持吸引力。
它可以是纯粹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虚幻的精神慰藉，但蜀山在这两方面都无法提供，于是在社会生活中被不断边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它不得不偃旗息鼓的原因：在大一统的君权之下，一个内部组织严密、拥有强大武力的秘密结社，必然会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唐代开始，蜀山便始终试图同朝廷保持良好关系，但对于君主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他们是否有造反的动机，而是是否发动叛乱的能力，更为讽刺的是，一部分蜀山派刻意编造的神话，已经在公众新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能熟练使用各种绝技，对守卫森严的宫殿和要塞发动精确打击——听到这种描述，恐怕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感到会坐立不安。
《大明律》书影，其中对秘密结社的严格限制，令在宋元易代之际遭遇沉重打击的蜀山进一步一蹶不振
在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大明律》中写道：“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类似的严刑峻法从明代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表明，即使训练有素的秘密组织，也注定难以抗衡组织更严密的国家机器，而这种不平衡，又随着火器的使用而加剧了：在明清两代，无数残存的蜀山成员必定见证过这个悲剧性的景象：许多弟子长期修炼的成果，最终不敌对手手中的一杆火器——这意味着，即使在一场公平的打斗中，蜀山的优势也已荡然无存。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蜀山缥缈录专区
毫不奇怪，当19世纪末，蜀山再次被公众“发现”时，其境况已经面目全非，它已经抛弃了对仙术的追求，并与地下结社和会党沆瀣一气：按照当时文献的记录，与其它地区的结社不同，四川的哥老会大量接受了专业的武术训练，同时，他们还沿用了对“三圣”和吕祖的秘密崇拜，以此来表达对蜀山的缅怀和尊敬。
“还珠楼主”李寿民
对蜀山来说幸运的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太久，当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束缚其发展的因素便不复存在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扩大影响力的渠道，这就是蓬勃发展的近代出版业。从1932年开始，一部名为《蜀山剑侠传》的小说开始在大江南北同时流行，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化名“还珠楼主”的中年男性。围绕其生平，一直存在许多疑点和争议：1930年代，他就像一颗新星般忽然出现在小说界，无人知晓他从何处学到了如此精深的写作技巧，其生平和活动也很少有严肃资料提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多次拜访了地理意义上的“蜀山”，而在他离开时，则肩负起了为这个门派张目的秘密使命。
《蜀山剑侠传》最初在天津著名的《天风报》连载，在随后几年中，共有超过300万字发表，其意义不止在于让公众重新认识了蜀山，还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抛开种种盛赞不论，其背后仍然能看出蜀山派的自我宣传。
《蜀山剑侠传》，这部作品让民国时期的读者重新认识了蜀山，并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在对其成员的描写上，他们不仅能给敌人制造物理、化学、乃至量子力学层面上的伤害，还有了几乎无视地心引力的速度和移动力。这种艺术描写的背后，也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滑稽存在：正如考古发掘和正史记录所见，抛开种种自吹自擂的描述，蜀山的本质，依旧仅仅是一个哲学-武术爱好者协会，在盛况不再的情况下，其成员唯有在回忆中自我沉浸，才能缓解这种极度的焦虑和自卑。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还珠楼主”笔下神魔大战抵达高潮的时刻，一场真枪实弹的内战也在四川进行：盘踞川西的军阀刘文辉，以“川人治川”为名反对蒋介石的渗透，而效忠蒋介石的军阀刘湘，则以此为契机向刘文辉宣战。
四川军阀刘文辉，他和刘湘的冲突，终于在1930年代酿成了内战，当时四川人将其生动地形容为“二刘（流）争川”
历史上，战争对秘密结社的影响多半是毁灭性的，但民国时期的混战烈度相对较低——同时，这种形式的战争，还催生了一个利益链条：军阀势力依靠秘密结社监视底层民众；作为交换，秘密结社将得到一部分的特权：比如更大的势力范围，以及对某些“黑色产业”的控制。
在内战时期，宗教力量卷入军阀混战的力量屡见不鲜：民间信仰在张作霖的军队中极为盛行；同时，少林寺的武僧则加入了吴佩孚的部队，并组成了一个超过3000兵力的作战单位。而在这方面，蜀山做得更胜一筹：在一位名叫刘从云的成员策划下，刘湘部下的许多军官都成了蜀山的成员。
四川军阀刘湘，1930年代，“二刘争川”之战中的另一位主角，第21军模范师即在他的授意下组建
刘从云早年接受过私塾教育，随后宣称拜谒了一位“高人”为师，和其它蜀山弟子一样，他也精通各种“道法”和“数术”，后来凭借一系列大胆的预言在四川声名鹊起。
自刘湘往下，所有军官都与刘从云过从甚密，但让他们皈依蜀山不过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在刘从云脑海中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设想——这就是建立一支自己的作战部队。
由于相信这支军队能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刘湘不假思索地赞同了他的提案：1932年，第21军模范师成立了，其下属3个旅共9个团，下级军官全部是刘从云的弟子——他们熟悉蜀山道法（尽管已经在流传中遭遇了极大的扭曲），对这门古老哲学抱有极大的自信。
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自信是如此狂热，以至于相信仙术足以战胜西方的枪炮。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可以通过某种宗教仪式，来让传说中的神明附体。但讽刺的是，正是这样一支作战部队，却装备了新式的步枪和机枪，而不是像传说中历代掌门那样，能通过飞剑在千里之外取仇人首级。
毫不奇怪，这样一支部队注定表现拙劣，他们在内战中登场后便一触即溃，而刘从云的好运也走到了尽头，因为刘湘早已注意到了这位“半仙”居心不轨：在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试图撤换刘湘的卫士）后，这位“蜀山高人”不得不从四川狼狈出逃。1953年，他被新成立的人民政权抓获，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957年，“末代蜀山掌门”刘从云死于上海监狱。
发生在四川的闹剧也充当了一个标志：在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新时代终结了“蜀山”的传说，让后者几乎沦为了一个笑柄：1980年代后，它才随着文艺作品的多元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至于真实的“蜀山”去了何处，所有人众说纷纭。
就像《犹太贤士议定书》让人联想到“犹太人阴谋”，《达芬奇密码》联想到联想到共济会阴谋一样，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种说法是：今天“蜀山”仍然存在，并以一种更加诡秘的方式操纵着人们的心灵。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各种电影、小说、电子游戏和长篇肥皂剧中，根据许多女性观众的反映，在观看了和一部反映蜀山的、名为《花X骨》的电视剧后，都出现了花痴、思维中断等现象，其中似乎是施加了某种心理暗示。另一个例子是电子游戏，这些作品对蜀山的美化不言而喻。
无论上述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仍然要对这个秘密结社的地位做一个公正的评价：事实上，蜀山的衰落就像是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被焚毁，或者圆明园蒙受浩劫一样，是文明史上最惨痛的损失之一。尤其是在西方主导了话语权的今天，就更需要一种东方视角的、对人类生命和灵魂的理解，而抛开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不论，蜀山活动的核心，其实是通过特殊的文化实践，来加深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开发身体的潜力——它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更有利于对今天的科学无法理解的现象做出说明。
以上这些，也是蜀山留给世人的最宝贵遗产，但本文写作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此：事实上，连同上部在内，其中的内容都是笔者瞎编的，其原因有三：
一方面，是致敬《简明剑桥金庸武侠史》，尽管文中许多桥段有生吞活剥之嫌；
第二，是为了配合此前的商业任务；
第三，如果蜀山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它波橘云诡的全貌，也许和这篇文章的展示毫无区别。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蜀山缥缈录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