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不靠神风？日本如何击败蒙古第一次东征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宫廷房屋地铺金砖，以代石板。”

——《马可·波罗行纪》

　　“（日本）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地不加富，得其人不可役。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穷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1272年，赵良弼给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奏折

***

　　1281年7月，在九州的博多海滩，一名叫吴万五的士兵正努力从齐腰深的水里爬上来——作为范文虎将军麾下的一名水手，他不久前刚接受征召，并被派往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他此前听过的最大声响，也许就是新年燃放爆竹时的噼啪声，但现在，爆炸和厮杀却回荡在他的耳际，更令他感到担忧的是，战况僵持了超过半个月，但胜利却一直遥遥无期，他们甚至无法突破前方200步的一道堤坝，正是从这道堤坝上，敌人不断抛洒出致命的箭雨。

　　然而，此时此刻，无论海水中的普通士兵，还是舰船上的最高统帅，都还没有想到——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他们的伤亡之高昂、结局之悲惨，都将超过7年前那场令官方讳莫如深的远征，而驱使他们赴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人尊称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的忽必烈。

“黄金之国”

　　按照宫廷画家的描绘，自从1260年即位以来，忽必烈的形象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他一直戴着巨大的圆形头巾，身穿一件白色的蒙古长袍，他的身材魁梧壮硕，黝黑的脸色使得他不怒自威。他擅长凭借慷慨大方和装腔作势聚拢人心，但同时，他也知道，维护权威的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武力。对于这位蒙古皇帝来说，幸运的是，从即位之日起，他就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

忽必烈像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良的武器，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是当时最强悍的的部队。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他们既能迅速冲到敌军面前，如暴雨般地四处放箭；也会选择从四面八方突袭敌人，同时又设法避免同对方短兵相接，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内陆游牧民族，蒙古人几乎没有任何航海技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来自传说和神话，而其中的一个神话恰恰是，成为其它民族的主宰，是蒙古人注定的命运。

成吉思汗时期，一位蒙古游牧民的发式、装束和武器，其中最左侧就是令欧洲人惊骇的复合弓，其尺寸虽然不大，却能产生上百磅的拉力

　　然而，假如知道世界是如此广阔，蒙古人肯定不会如此鲁莽地踏上征服之路，但这种原始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让他们像旋风般到处扫荡，陆续击败了中国北方的农耕民族。在此期间，他们先是残杀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又将另一部分改造为臣属和仆从，而这些民族掌握的地理信息，也被提悉数供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让他们知道了那些闻所未闻的土地。尽管如此，其中依旧有个问题——这些地理信息许多彼此矛盾，对日本的描述尤其如此。

元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由朝鲜画师在当时中国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可以看到其中朝鲜半岛的尺寸被夸大了整整三倍，而日本则蜷缩到了右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这幅地图，也反映了当时东亚国家的地理观念

　　在唐朝以前的记载中，史官们几乎没有对这个国家进行过赞美，它荒凉、落后、野蛮，居民大多粗暴无礼，生活习俗极端鄙陋——但自公元8世纪之后，日本富甲天下的传言却开始流行，因为与之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49年，日本北部发现了沙金，并在随后400年间不断出口。

　　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学者霍尔达兹贝描述了一个叫“Waqwaq（倭国）”的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猴子佩戴的项圈都是黄金。同时，唐朝官员们也对日本使臣的年薪——约五公斤黄金——深感惊讶，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大肆采购书籍、乐器和奢侈品。然而，当时的唐朝人和阿拉伯人大概都不会想到，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事实的一部分，按照估算，当年日本年产黄金最多不超过250吨，不及整个东亚的十分之一，但“黄金之国”的谣言，却随着人们的好奇心越传越远，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也一定对类似的消息有所耳闻。

二战前日本绘制的、反映“元寇入侵”的艺术画，其中忽必烈正在听取臣下对远征日本的意见。和当时许多的艺术作品一样，其中夹杂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比如神情猥琐的汉族官吏，比如画面右下方的西方传教士，其背后的宣传台词不言而喻

　　也正是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1270年之后，席卷了朝鲜半岛的蒙古人，开始将日本视为下一个目标。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东亚的历史上，曾有不少强大的王朝立志开疆拓土，并且建立了强大的远洋舰队，但将目光率先对准日本的，却恰恰是没有任何航海技术的蒙古王朝。

　　毫无疑问，驱使忽必烈攻打日本的，除了征服世界的“天命”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猜测，这种因素来自两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填补蒙古帝国捉襟见肘的国库，在忽必烈即位后，为准备对南宋的战争，父辈们掳掠的财物已经濒临枯竭；而一个更为尴尬的原因是，从即位之日起，忽必烈的宝座就一直受到同族亲属们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通过对外用兵，换取周边国家的承认，进而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在他试图征服的一连串国家中，就包括了镰仓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

　　当时统治日本的，是镰仓幕府的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当时的他只有不到30岁，他有着白皙而文弱的面庞，但又被认为内心脆弱、犹豫不决。1268年夏，他在担忧和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害怕见到的人，这就是以礼部侍郎殷弘为首的蒙古使团。在后者带来的国书中这样写道：

蒙古呈送给镰仓幕府国书的原本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任何能读懂其中深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封表达友谊的书信。不仅如此，在书信中，忽必烈还将日本天皇称为“小国之君”，这令夜郎自大的幕府深感不满。毫不奇怪，殷弘使团立刻被驱逐出境，而在日本受到的侮辱，也让忽必烈终于决定，对这个“蕞尔小邦”采取强硬手段。

北条时宗在蒙古使臣抵达的同一年担任幕府“执权（最高执政）”，1284年病逝，笃信佛教，这是他晚年时期的画像。在统治期间，他除了要面对忽必烈的咄咄逼人，还受到国内此起彼伏的武士叛乱的威胁

　　最初，这种手段只是外交上的警告，但很快便上升到武力威胁。事实上，就在殷弘使团离开后不久，便在九州外海绑架了两个叫塔二郎和弥二郎的渔民，这两个人随即被带到了大都，一看到宏伟的宫殿和城墙，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在回国之后，他们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忽必烈的要求，转述了蒙古帝国的强盛——这则消息立刻在日本激起了轩然大波。

　　之前，日本人一直将九州视为军事要地，但相关的防御却十分薄弱。如果一个外交使团都能随便绑架人口，那么一支蒙古大军更可以轻易登陆。出于对蒙古入侵的担忧，北条时宗迅速做出了部署。他给亲信少贰景资起草了一份命令——而后者也是当时镰仓幕府的心腹重臣。就在少贰景资率领部队前往九州安营扎寨时，忽必烈也开始为远征日本集结大军。

少贰景资像，出自《蒙古袭来绘词》，蒙古和日本的两次战争中，他都是前线将领。战争结束后，由于与幕府官员之间不合，他在一次武士内斗中被杀，时年40岁

　　这支部队由数百艘高丽战船组成，汉族-蒙古联军和高丽人各占了二分之一，其中最高指挥官是蒙古人忻都，副将是汉人刘复亨，担任支援的是朝鲜人洪茶丘和金方庆。无可否认，由于主力部队都投入到了同南宋的战争中，因此统辖行动的其实都是一些二流将领，他们的海战经验更是相当有限，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唐朝到成吉思汗时期，东亚已经有600多年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而且在志得意满的忽必烈眼中，即使是一支二流的军队，也足够横扫这个“蕞尔小邦”上的一切。

陷落的前哨

　　在上古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曾经连成一体，即使经过45万年的板块作用，在日本四岛和东亚大陆之间，最窄的地段也只有180公里，而对于从大陆前往日本的船只来说，这里也必然是扬帆起航的最佳地段。1274年11月2日（阴历10月3日），远征军也正是从此处出发，直到看见一座灰黑色的孤岛时才逐渐停下——远征军看到的这个岛屿名叫对马，颇为讽刺的是，当地也是上古倭人渡海劫掠朝鲜的中转站。

日本和朝鲜半岛间的、对马海峡（又名朝鲜海峡）地图，注意其中红字指示的对马和壹岐，这两座岛屿上，上演了两场前哨战

　　由于被大海环抱，对马一年差不多有10个月都被海风吹袭，它的环境并不适合耕种，反而非常适合成为海盗的藏身之地。

　　对马人出海劫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长期的肆虐之后，他们终于突破了日本政府能容忍的底线。就在忽必烈东征前28年，从九州派出的惟宗氏家族抵达了对马，他们几乎一跳下甲板，就同当地的豪族进行了火并。接着，这个家族迅速改换了姓氏——这就是后来日本“宗”姓的起源。对此，有一种荒诞又合理的解释：由于朝鲜和中国的姓都是单字——这样，宗家就能更加体面地同之前的受害者展开贸易。

　　当家主之位传到宗助国时，这个武士政权已经稳固了半商半匪的统治，但蒙古人大军的到来，突然让这个岛屿处在了战火的前沿。就在蒙古舰队出航的第三天，岛主宗助国突然被下属的呼喊惊醒，一场火灾降临在岛上的神社，接着，成群的白鸽飞来聚集在神社屋顶——而自古以来，白鸽就被认为是八幡大菩萨的信使。武士感到，它也许是来自上天的警告，因为就在远方的海面上，隐约出现了遮天蔽日的帆影。

　　宗助国迅速率部下奔向了海滩，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入侵者：第一批登陆的蒙军超过1000人，是宗助国手下的10倍。虽然兵力悬殊，但武士们很快占据了海滩旁的一片丛林：在树木的阻挡下，蒙军的优势无从发挥，只能忍受150米外凌空飞来的箭雨。

“宗助国的最后”，但在这场交锋中，从开始他和武士们就没有任何胜算

　　蒙古军的伤亡持续增加。在整队完毕后，他们几乎毫不迟疑，就对森林中的敌人展开反击，他们的势头如同排山倒海，几乎瞬间摧垮了武士们的队列。《宗氏家谱》记载了他们的最后时刻：宗助国在马上拉弓放箭，右马次郎（宗助国之子）紧紧地在后面跟进，仅剩的十几名手下奋勇争先，当他们死于乱军之中时，对马之战也划上了句点。

　　战役的结局是血腥的。按照蒙古军队的惯例，由于对马岛没有投降，士兵们被允许尽情掳掠。至于宗助国等人的头颅还要扮演一个角色，这就是对壹岐岛上的日本守军进行威慑。在当时，镇守壹岐的是落魄贵族的后代平景隆，这支守军能提供的抵抗非常有限，面对密如飞蝗的箭雨，平景隆的部下几乎在瞬间被杀死。夜幕降临，蒙古人退回到战舰上过夜，而日方甚至无法坚守滩头阵地，第二天，平景隆返回主城，在杀死妻儿之后引火自焚。

　　就在蒙古军队在岛屿上大肆抢劫之时，逃离壹岐的船只把噩耗带回了日本。

平景隆和家人在主城内自杀

“元寇袭来”

　　对马和壹岐的陷落，标志着蒙军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而他们的下一步就是日本本土。在一座白布围成的帐幕中央，日方的最高指挥官少弐景资观察着这支舰队，在他周围插满了带菱形家纹的战旗，这种家纹被称为“寄挂目结”。表明他是显赫的、藤原氏家族的后代。

　　此时，他得到的消息是——蒙古军队在屠杀对马、壹岐两岛后，又入侵松浦半岛沿岸，日方再次大败；而映入他眼帘的景象是：蒙古战舰已经在博多湾下锚，船队东起箱崎，西至今津，齐头并进，如潮如涌。

　　关于当时敌人舰队的兵力和人数，日方的表述非常模糊，因为它几乎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想象，至于同时期的朝鲜史料提供的数字却非常精确：这支舰队有900艘战船，15000名蒙古、女真及汉族士兵、5600名高丽兵士和6700名高丽水手。此外，舰队还配属有大量辅助人员，比如船工、木匠、小贩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将领们的家眷和仆从，以及各种为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

　　对蒙古帝国的大军来说，东征日本的舰队只是一小部分，但它足以具备强大的心理威慑力；而在另一方面，少贰景资甚至不需要为统计部下担心——事实上，他只要用手数一数就没有问题：最初与入侵舰队对垒的，只有大约3000名武士和随从，更多的增援仍在赶来，但他们就像添油般投入了战场——很显然，双方的实力对比非常悬殊。

　　这种差距很快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午前时分，两军的第一次交战就令景资备受打击，从后来中国和朝鲜的记录上来看，这是一场蒙古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战斗，这种差距既来自兵力上的差距，也来自武器和战术上的对比。

现代油画：在元军列阵时，冲向滩头的日本武士

　　在一本名为《八幡愚童训》的小册子中，作者（一名僧侣）带着惊讶记录道：在一场“日本式的战斗”中，武士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有价值的敌将，然后展开一对一的搏斗；而“蒙古人的战斗”居然是排成方阵一拥而上，凭数量优势将敌人歼灭。

　　不仅如此，双方的装备也截然不同——在冲向严阵以待的蒙古大军时，只有少数日本士兵拥有全副的铠甲，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支经历过技术革命的军队，而这场革命，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则和形式，也将让他们的勇武不堪一击。

　　这场革命的主题是铁与火。蒙古军队的另一个优势，恰在于其使用的各种火药，比如抛射的“震天雷”，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霹雳炮”。没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具体从谁手中学习了火器制造技术，但他们学习得很快。这些超出想象的武器很快给日本人带来了恐慌。

　　正如《太平记》中的描述，这些炸弹“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雷电”，但对一些勇猛粗鄙的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武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躁。29岁的竹崎季长就是其中之一，在松树掩映的小路中，他骑在一匹灰黑色的矮种马上，身旁伴随着四名身着轻甲的“郎党”（随从）。在崎岖不平的林间小路上，不断有受伤的士兵从他们身旁经过。这种景象让竹崎的部下产生了好奇——他们都来自九州西部的肥后国，受贫穷和歧视的刺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以寻找一个获得封赏的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竹崎一行朝着交战最密集的鹿原地区奔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在杀声最高处看到了期盼的场景：在初冬暗淡的阳光下，一个庞大的蒙古方阵正在进攻。经过短暂的犹豫，他们几乎是目中无人地冲向了蒙古梯队，但令人惊讶的是，其遭遇的不是自报家门的敌方武将，而是密如飞蝗的炸弹和弓箭，这些武器立刻在进攻者当中制造了一场浩劫。

　　情况很快出乎了竹崎季长的预料：他的战马倒在了敌人的弓箭齐发之下；一颗装满火药的“震天雷”在他头顶爆炸，原来墨绿色的铠甲被鲜血染红——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另一名叫白石通泰的武将策马赶到，将竹崎季长拖出了交战区。

　　事实上，竹崎季长这样的伤者已经是幸运儿，在混战之后，多数胆敢冲阵的武士已被射成了刺猬。在生死时分，竹崎季长观察了这些敌人，并看到对方穿着浅红和浅黄色的皮质盔甲，并且携带着头盔和三张弓——此时他的感觉，俨然就像我们打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

《蒙古袭来绘词》中，竹崎季长冲向蒙军时的景象，其中对参战者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队盔甲服饰的第一手记录

　　这股红色和黄色的洪流汹涌而前，日本人手足无措。为做最后的抵抗，日方的统帅——少弐景资已经下令将部队撤退到“水城”。但所谓的“水城”不是一座城池，而是一条绵延1.2公里、高14米、建于7世纪的夯土防御带。在历史上，它曾不止一次给日本人以抵抗“唐朝入侵”（这些入侵只存在于日本人的想象中）的信心，但经过6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到1274年，这道防线已经开始衰朽。

　　水汽的侵蚀、此起彼伏的地震令它不断地崩塌，而“水城”脚下上演的也完全是一副凄凉景象：武士的队列越来越稀疏，蒙古大军则伴着呼喊声步步紧逼。少弐景资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数千人的敌军正在锣鼓声中前进。为了更好地指挥，一位身高超过两米的元朝将官更亲自冲向最前沿，试图带领士兵发起攻击。

　　景资立刻拉弓放箭——按照日本方面的描述，因为“八幡大菩萨”的保佑，这名蒙古将军应声倒地，被簇拥着，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了。景资并不知道，这一箭击中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蒙古军的副指挥官——刘复亨。

油画：少贰景资射伤刘复亨，这次突然事件成了战斗的转折点

　　“刘复亨，刘通之子，袭父职为行军千户，随严实攻占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元史》中这样描述刘复亨的事迹，但真正使其功成名就的，却是1258年、四川的苦竹隘之战。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蒙古大军一次次被居高临下的南宋人击退，但在这样的血战中，刘复亨却一次次带队向苦竹隘前进。

　　“苦竹隘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也。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有人描述了进攻者的困境，担任胁从的汉族军队伤亡尤其惨重，但这些血淋淋的尸体，也成了刘复亨获得蒙古人信任的途径。在苦竹隘之战结束后，这位将军的生涯扶摇直上，被封为凤州等处经略使、昭勇大将军，进而成为蒙军主将忻都的副手——不仅如此，和勾心斗角的朝鲜军官们不同，也只有出身汉族的刘复亨，真正做到了对蒙古政权忠心耿耿。

　　对久战不克的蒙古人来说，这次意外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的确，只要坚持背水一战，蒙古大军确实能凭借装备和人数优势血洗对方——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一次突袭，他们只携带了有限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正在一点点耗尽。

　　按照古代作战的模式，一支劳师袭远的军队，物资只能通过掠夺解决，然而在这次远征中，蒙古人一直未能突入内陆，自然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掳掠。不仅如此，对习惯干燥气候的蒙古和朝鲜来说，九州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交战场地，在他们视野所及之处，仿佛不断有瘴气从这片被海水浸透的荒凉土地上升起。

　　失望情绪从上到下笼罩了远征舰队，也笼罩了蒙古的最高指挥官忻都，与此同时，另一位朝鲜将领洪茶丘也开始向决心孤注一掷的将领金方庆施压，在遭到痛斥后，后者最终沉默地放弃了抗议。

　　经过几个时辰的讨论，忻都和刘复亨最终说服其他将领放弃了进攻。在趁着夜色撤退途中，他们将所有的房屋付之一炬，并抛下了1500名行动迟缓的老弱残兵。当第二天清晨、阳光洒向战场时，遮天蔽日的舰队已经消失了，只有不计其数的船只残骸漂浮在海面上，或卡在礁石间奄奄一息，因为一场暴雨在夜间席卷了船队。一份报告写道：“对马岛1艘，壹岐130艘，小吕岛2艘，志贺岛2艘，宗像2艘，其他地区9艘。”而这仅仅是搁浅的数字，至于沉没的蒙古船只，其中只是提到：“数量非常多……根本无法统计。”

在风浪中挣扎的蒙古-高丽舰队

悬而未决的战事

　　作为第一次“蒙古袭来”，1274年的战斗其实非常短暂，更像是忽必烈心血来潮的试探之举；但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都宁可把战况描绘为自己的胜利：元朝的史书中展现的，是忻都和刘复亨“遇倭兵十万，击败之”，只是由于弓箭耗尽才不得已撤兵；而日本人炮制的战争神话是，在“八幡大菩萨”的庇护下，“镰仓男儿”如同天神下凡，先是在地面战场以少胜多，接着又依靠台风将入侵者扫荡殆尽。

　　但真相介于两者之间。日方在战术上从没有获得优势，虽然海上的风暴摧毁了入侵舰队，他们在正面较量中的伤亡远远大于蒙古军。而在蒙古方面，虽然这次远征让他们损失了几乎一整支舰队，但登陆的大军已经达成了目标，这就是给日本武力警告，从这个角度说，其中的损失并非不能承受。更重要的是，一旦南宋被征服，只要假以时日，一支庞大的舰队将再次出航，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将日本变成蒙古人的殖民地，而在参与第二次远征的10多万将士中，就有文章开头提到的吴万五等人——只是，当战战兢兢地登上船队时，这些苦役和征夫并不知道，这次远征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尾。

（因篇幅所限，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故事，我们将在4月中旬的讲武堂中为您展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