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铁与血的颂歌 超级大炮的兴衰沉浮（上）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人和马发出沉重的喘息，在乡间道路上奋力前进。号令声、叫骂声和车轴声汇成一片，在喧闹中构成了一首奇怪的乐曲。在车队中央，人们小心地保护着一根金属管，就像在守护古老的圣物。对这种武器，士兵们努如何努力也没有找到描述的词汇：因为它是一头真正的怪兽，有着黑色的身躯和惊人的重量。就像它曾颠覆过亲历者的认识一样，接下来，它还将颠覆世界的历史。

　　火炮起源于宋代中国，尽管许多细节尚不清楚，但按照当时的标准，其扩散可谓相当之快，到14世纪末，火炮工厂遍及了欧洲全境：硝石作坊兴建起来，矿山开采铜和锡，铸造工匠将手艺卖给最富有的主顾，试图借此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

明初《火龙经》中描绘的飞云霹雳炮，在军事史上，中国充当了使用火器的前驱

　　在带动技术发展的同时，火炮在战场上的出现，还给了战争形式巨大改变。在克雷西战役中，英王爱德华三世“以五六门火炮让法军阵脚大乱，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能发出雷鸣的机器。”早期的记载常常用地狱来描述火炮，因为这是人们唯一能联想到的词汇，而对骑士和教会来说，火炮更意味着一种“大逆不道”，火炮击穿了城墙和铠甲，打乱了自然秩序，违背了骑士道德，颠覆了战场规则。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最初，火炮的作用依旧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准备极端繁琐，精度也相当低下——但到1400年之后，故事逐渐有了不同的结局。

1411年、神圣罗马帝国制造的Pumhart von Steyr巨炮，重约8吨，长超过2.5米，口径800毫米，弹重690公斤，射程仅为600米

　　差不多在这个时期，欧洲人对化学和冶金的认识大大加深了。从1420年之后，其火药技术迎来了发展期。之前，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将火药的原配料——硫磺、硝石和木炭装在不同的桶内，到战斗前夕才将它们现场搅拌。如此生产的火药不仅容易受潮，而且一旦搅拌不均，燃烧速度将非常缓慢。

　　和传统方法不同，改良后的火药会在生产阶段将原料混合成糊状，然后将其烘干，做成饼型，需要时再从饼上取下相应的分量使用，此举让火药的威力提高了30%。有了新式火药的助推，重型炮弹就能以惊人的冲力发射，此时，长度超过4米，能够抛射750磅炮弹的巨型攻城炮出现了。随后几十年，欧洲的火炮被铸造得更坚固、更长，材料从生铁变成了青铜。尽管铸造铜炮的成本是铁炮的三倍，但在巨型石弹的轰击下，堡垒不得不直面它们的噩梦。

君士坦丁堡，1453

　　1412年，根特制造的“疯女格丽特”（Dulle Griet）打垮了布尔日的城墙，标志着攻城者首次获得了战场主动权，但如果战争史上真正有一个对火炮感到敬畏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一定是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颇为诡异的是，制造出最强大攻城火炮的，并非冉冉上升的欧洲诸国，而是遥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这个民族来说，重型火炮尤其迎合了他们的作战信条——“攻城必须速战速决”——之前，这一理论更像是纸上谈兵，因为他们没有适合的手段，但现在，在火炮出现之后，它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艺术画：“疯女格丽特”炮击布尔日，由近代的画家绘制，其外观与历史记载略有差异。格丽特是比利时童话中的人物，她试图率领一支军队攻打地狱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它被严密的城防工事保护着，并集基督教圣地和要塞建造的极限于一身。君士坦丁堡城防的关键是狄奥多西城墙——中世纪最固若金汤的防御系统。它由间隔25米的三层城墙组成，由上百座塔楼加以护卫。对人类建筑史来说，它集宏伟巍峨于一身；对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它是抵抗伊斯兰入侵的壁垒，并赋予信徒骄傲和信心。而对15世纪的土耳其人，它的存在俨然如鲠在喉，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毫不奇怪，假如火炮帮助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就等于帮助土耳其人夺取了古老帝国的威望，在接下来，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问鼎世界霸权。

　　为了这个目标，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很早便致力将人才聚集到自己帐下，在他们中有匈牙利人乌尔班——欧洲最出色的铸造大师。关于乌尔班的生平，历史记载很少，但可以确定，他曾在1450年前后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希望找到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他曾向奥斯曼人的对手、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表示，愿意铸造一门“举世无双”的重炮，然而，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却囊中羞涩。抗议无效之后，乌尔班离开了城市，并抵达了奥斯曼苏丹的营帐。

君士坦丁堡城墙是中世纪工程技术的极致，它由多重城墙和塔楼组成，在1000多年中保护着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国。直到攻城火炮出现，它才不像神话般无法攻破

　　1452年冬，有史以来最大的重炮开始动工。对这个艰苦繁杂的过程，希腊历史学家克里托布洛斯写道：“首先，工匠们用陶土混合被剁得很细的亚麻布，制造了与小山差不多高的模具，接下来，人们把烧制完毕的模具抬进一个坑，在外围堆上泥土和石块固定。”在向模具灌入铜水后，铸炮流程开始变得险象环生。另一位见证者、土耳其旅行家艾弗利亚·切莱比后来写道：

　　“大炮开工的日子，厂主、工头和铸造工人，还有官员和神职人员全部聚集起来，在“安拉伟大”的呼声中，他们向火炉投入木柴。当熔炉燃烧了24小时之后，铸造工和司炉工都脱得赤条条的，只穿着拖鞋和保护手臂的袖套，戴着一种露出眼睛的奇怪面罩——在烧了24小时后，炉边高温无法让人接近，我想说，所谓的地狱烈火也不过如此。”

　　当火焰温度到达顶点的时候，工人一步步靠近坩埚，他们需要迎着酷热将铜块放进炉中，然后用金属勺去捞铜水表面的杂物。由于铜水会散发有毒气体，冷热不均会引发炉膛爆炸——毫不奇怪，铸炮工人都变得非常迷信。在操作过程中，他们会高呼：“一切权力属于安拉，安拉伟大！”——这种仪式将持续三天。

　　当铜水注入模具，并最终冷却完毕时，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头透着邪恶光泽的怪兽。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乌尔班大炮”的尺寸已超出了文字的描述范围。它长9米，炮口足以供人手脚并用地钻入，它的炮弹重半吨，可以击穿10多米厚的城墙，将死亡投向城市的心脏地区。1453年1月，大炮进行了试射，一位作者描述道：“轰鸣在地平线尽头清晰可闻。”而对君士坦丁堡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从此，“乌尔班大炮”的存在就像噩梦般挥之不去。

油画：向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结的奥斯曼大军，右侧可见攻城重炮

　　在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大炮发挥了可怕的作用，城外的一名亲历者写道：“火药被点燃后，瞬间就发出了一声骇人的巨响，脚下的大地猛烈颤动，然后是恐怖的、雷鸣般的爆炸声，火焰炙烤着周边的万物，难以置信的力量驱使着炮弹呼啸破膛而出……”城内的一名亲历者写道：“炮声如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人们跑出自己的房屋，锤击胸膛，画十字架……在教堂，人们跪在最神圣的圣像前，持续不断地发出祈祷：‘主啊！不要将我们抛弃给敌人！’”但这是没有用的，炮弹摧毁了民宅和教堂，将人们成片地活埋与杀死。

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奥斯曼炮兵正在进行发射准备，这些火炮发射的重型石弹震撼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又充当了西欧文艺复兴的诱因

　　尽管炮击制造了无数个地狱，但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乌尔班，据基督教方面的说法，在某次攻城时，炮膛无法承受火药的冲击力，发生了爆炸，炸死了炮手和设计者本人——尽管这则消息很可能来自臆造，但谣言背后的事实是：这门大炮超越了技术的极限，它的存在已然构成了一种风险。

当年乌尔班的巨炮如今荡然无存，但从这门1464年、奥斯曼人制造的攻城中，我们依旧可以窥见其尺寸外观和尺寸，其口径达到了635毫米，而乌尔班大炮的口径至少达到了745毫米

　　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君士坦丁堡最终在炮轰下陷落，但乌尔班巨炮的爆炸也让铸造师们反思：铸炮技术是否存在某种极限？随后，人们关注的是制造更可靠的火炮，而不是将其做得更为宏伟，如果有工匠试图再现“乌尔班大炮”的奇迹，唯一的方法是前往东欧之地。

沙皇的野望

　　在一个阴霾密布的清晨，“沙皇大炮”出现在克林姆林宫的高墙后，旁边堆满了杀伤人群用的葡萄弹。与这门大炮捆绑在一起的是一位沙皇：1557年出生的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对费奥多尔的生平，历史上充斥着混乱的记载，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成长在乃父伊凡雷帝（后者亲手杀死了费奥多尔的长兄）的阴影下，对国家的热爱远不及去教堂敲钟。同样，“沙皇大炮”也同它的制造者一样，充斥着思路错乱和精神分裂。

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1584-1598年在位，他的软弱统治诱发了长达10多年的大混乱

　　至少当它走向臣民时就是如此，在1586年一个晴朗的清晨，它在200匹马的拖拽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外，由于火炮太重，人们不得不用圆木来帮助移动，“它是如此庞大，以致在俄罗斯和地球的其他地方都前所未有”，当时的编年史称赞道，但它消灭的，仅仅是沙皇本人的不安全感而已：事实上，这门大炮并没有达到铸造的目的——保护沙皇。20世纪，人们在费奥多尔的遗骨上做了取样，结果发现了大量的砷——这是一次投毒暗杀的证据。

　　接下来的动荡岁月中，波兰人进入了莫斯科，10个月后，他们扶植的傀儡沙皇被市民处决，其骨灰被填满了沙皇炮，在隆隆声中烟消云散。这轮炮声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弥漫了多年的大炮狂热终于平息了下来。首先，这些武器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是，操纵大炮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序。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乌尔班大炮”和“沙皇大炮”一天都不可能发射超过七次。在坑洼不平的地面，它们要固定在阵地上都很困难。巨大的射击后坐力，会令炮管像犀牛般横冲直撞，如果不加小心，操作者便有可能被炮管砸中，再加上炸膛和射偏的危险性，有时，这些武器对友军要比敌人更加致命。

今天陈列在克林姆林宫墙外的“沙皇大炮”，该炮原本用来发射碎石制成的霰弹，炮架和铸铁炮弹是19世纪制造的纯展示品

　　从1600到1850年的200多年中，这种危险几乎没有减少的迹象，然而，铸造技术和操炮流程也在逐渐进步。作为19世纪最权威的军事著作之一，法国人的《炮兵事典（Dictionnaire de l’artillerie）》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改变：从1600年到1800年，火炮的射程提高了2.5倍，重量大幅度减轻，炮架和炮车取代了发射平台；大约在1600年后，炮兵们开始使用定量装填的火药包，从而令发射速度大为加快，同时，工匠对威力的关注也逐渐让位于机动性——因为新的趋势是机动作战。

克虏伯：铁与血的颂歌

　　由于潮流演变，在1820年之前，超级大炮几乎销声匿迹。当它们被军鼓声重新唤醒时，在工业领域，正发生着人类史上最深远的革命：1810年，火车投入使用，作为结果，在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中，列车炮从远方徐徐驶来。与野战炮相比，这些轨道上的攻城武器口径更大，射程也更远，当时的记录写道：“这些大炮口径超过330毫米，安装在特制的平板车上，能将218磅的炮弹发射到至少3000米远，这使得修筑任何工事都毫无意义。”

1880年代，意大利海军铁甲舰“杜里奥”号上的4门450毫米舰炮——当时威力最大的武器之一，制造它的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埃尔斯维克工厂。值得一提的是，《银魂》中的“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阿姆斯特朗炮”正是得名于这家工厂

　　另一场交通革命发生在海上：蒸汽船在各个大洋劈波斩浪。在《论暴力》中，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留下了这样的论断：“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吨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700甚至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安装它们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螺旋推进的蒸汽装甲舰，有8000-9000吨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马力……堪称工业革命的巅峰之作……一艘铁甲舰的建造，需要所有产业部门的协作，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最集中的体现。”

膛线的作用在于赋予弹头旋转的能力，使弹头在出膛之后仍能保持既定的方向。虽然在15世纪就有使用膛线的纪录，但是由于制造工艺的困难，直到19世纪才得以普及。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新型火炮引人瞩目的不只有尺寸，还有复杂的新技术。在过去，炮弹发射铁球和石球，只能杀伤落点附近的目标，但空心爆破弹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其内部填充的炸药能严重破坏工事，爆炸和弹片能大范围杀伤人群，同时引发大火蔓延。与此同时，火炮结构也出现了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膛线和炮尾装填。其中，前者确保了火炮的射程和稳定性；后者则极大缩短了装填时间。

　　新型火炮在1850年前后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要应对的不仅仅是传统城墙，而是所谓的“纵深防御系统”：主堡、外堡分离；侧翼交叉火力覆盖……这些名词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作为它们的克星，英国的阿姆斯特朗、法国的施耐德……这些军工厂的名字就像雷鸣般昭彰显赫，但真正使重型火炮成为传奇的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德意志的克虏伯（Krupp）——鲁尔河谷众多高炉的主人。在德国西部、埃森市的一座厂房中，家族的两位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和阿尔弗雷德——曾通宵达旦地试验，在30年的创业史中，他们曾不止一次被挫败，但又在野心的驱动下坚持不懈。最终，在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人们看到了克虏伯技术的结晶：长6.6米、重50吨的重型攻城炮，这次展会不仅确立了克虏伯重炮的名声，也标志着德意志正式跻身工业强国之列。

“Krupp”，一个很简单的单音节词，本该用最平淡的两个汉字“库普”来代替。可最终，100年前的译者们却选了三个罕见的翻译用字“克虏伯”，从而赋予了它一个摄人心魄的名字。其背后的动机，毫无疑问是耐人寻味的

　　克虏伯家族呕心沥血的成果，很快接受了战争的严酷检验：1870年8月6日，普法战争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战役——沃斯会战。由于射程和射速凌驾于法军，克虏伯重炮将弹雨如冰雹射向敌人——不到一个月，在离沃斯不远的色当，法兰西大军被德军主力团团围困。

　　9月初，决定性的战役打响了，500门克虏伯大炮开始轰鸣。在马斯河南岸一座绿树成荫的山丘上，身穿礼服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与德意志各邦的诸侯们观摩了战役过程：透过望远镜，他们看到炮弹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歼灭了敌人。黄昏时分，失败者向胜利者递交了投降声明。

19世纪70年代，在世博会上登场的克虏伯重型火炮

　　随着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宣告统一，在这首铁与血的史诗中，克虏伯不断壮大，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工业集团，但从闪着寒光的炮管中，外人也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预兆，克虏伯重炮缔造了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统治坚如磐石，皇帝傲慢自大，年轻人盲目崇拜武器。“敌人越强，荣誉越大”，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家族第三代掌门古斯塔夫在黑色的笔记本上写道，他的最强大武器，即将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投入前线。

　　在比利时东部，世界大战的第一场关键战役打响了：它的焦点就是列日要塞。列日要塞，1876年由比利时倾全国之力建造，在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前，德军部队伤亡枕藉。

　　于是，这场战斗便少了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并且多了一些鲜血和屠杀。在军官的尖叫声中，“大伯莎”迟钝而蹒跚地前进。这种火炮于1909年研制成功，发射420毫米的重型爆破弹。它作为攻城武器的特点是，运输和转移的流程非常繁琐。工程师需要借助铺设的铁轨，将其拆为两部分，各由一辆火车头拖运。由于后坐力巨大，它只能部署在水泥加固的阵地，否则一开火就会出现严重移位；为修建阵地，工人需要至少96个小时准备——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这个难题都没有为克虏伯解决。

“大伯莎”的炮弹，摄于列日博物馆

“长长的墓穴挖好了”

　　但对列日的总攻已经迫在眉睫。“大伯莎”昼夜兼程抵达郊区，面对这些史无前例的武器，一位目击者想到了小说中的邪恶怪胎：“矮胖的炮管，加上赘瘤般的制退装置，让这些火炮看起来象鼓胀的蛆，它们笨拙且丑陋；那些硕大的、对准天空的炮口，看起来就像是蛞蝓类生物龌龊而恶心的口器。”

1914年，在列日要塞附近，进入阵地的“大伯莎”火炮

　　8月12日傍晚，“大伯莎”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列日要塞的核心之一。6时30分，炮弹的巨响震撼了战场。一位作者写道：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升入1000英尺的高空，形成巨大的锥形。与此同时，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随着弹着点不断地得到逼近，守军的恐怖也一阵高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爆炸了，震耳欲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粉身碎骨，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声，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人们变得歇斯底里。”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但在炮击持续了24小时后，守军的意志开始动摇。一个个堡垒灰飞烟灭的同时，德国人开始对列日发动总攻击。

　　“大伯莎”紧随其后。这些420毫米的大炮在当地人的围观下走进了视野。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恰巧见证了“大伯莎”入城的一幕，顿时“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36匹马拖着，人行道都震动了。民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物，个个目瞪口呆。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而去，在它慢吞吞地前行的时候，一批好奇的人紧跟着前进。伴随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像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真是魔鬼般的武器！”

满目疮痍的列日要塞

　　到8月16日，列日的12个堡垒中已有11个失守；在硕果仅存的一座堡垒——隆森要塞前，德方派出使者，要求守军司令勒芒将军投降，但遭到了拒绝。16日，一枚炮弹命中了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垂头丧气地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他在苏醒后交出了指挥刀说：“我是在炮击昏迷中被俘的。请你在战报中务必说明这一点。”

　　为攻克列日，德军有超过5000人阵亡和受伤，对征服一个孤悬后方的堡垒，这个代价致命且沉重。由于旷日持久，德军回家过圣诞的梦想破灭了，前线形成了“战壕对战壕”的对峙，它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长长的墓穴挖好了，它需要尸体来填充。

列日陷落后，德军官兵在被“大伯莎”完全摧毁的要塞炮台前

　　拉锯战进行到1916年，德国人将目光投向了凡尔登，当时的德国总参谋部相信，占领了它就等于打开了巴黎的门户。当他们在1916年2月大举进攻的时候，1200门大炮开始轰鸣，在这些重炮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3门“大伯莎”。这些火炮进行了特别的改装，被拆解为172部分，并在数百辆货车的运输下沿公路徐徐前进。当炮手们忙于组装时，步兵在周围出神地看着炮弹，但他们很快被赶走了：因为一旦发射，如果不加保护，轰鸣将震破旁观者的耳膜。

　　对遭受炮击的守军来说，情况更加可怕，一位凡尔登战役的幸存者认为，420毫米炮的轰击如同地狱：“一发超重型炮弹穿透了6英尺厚的泥土、10英尺厚的混凝土，和30英寸的墙……让安全感荡然无存。许多人被炸死或窒息身亡，但真正可怕的是那些精神崩溃的人，他们挥舞着步枪和刺刀在通道中到处游荡。在将失控的部下锁进炮台之后，要塞指挥官冲出要塞，跑进森林，之后没人见过他。当炮击结束后，人们发现他坐在一个树桩上，一边傻笑一边痛哭失声。”

一战德国宣传画：法军在“大伯莎”的炮击中溃不成军，炮弹上的德语是“一份德国人的问候”“来自埃森”“42厘米”

　　面对这份描述，克虏伯有理由感到骄傲，但作为工程师，“大贝莎”只是荣耀的承载者之一，1918年登场的“巴黎大炮”才是真正的杰作。这一年的3月23日，法国首都的人们被爆炸声惊醒，这是“巴黎大炮”的第一次试射。惊慌失措的市民不知道，这发在市中心爆炸的炮弹飞行了130公里，并超过了音速，代表着人类技术的极限。

“巴黎大炮”在克虏伯的武器试验场，左侧可见负责接收的德国海军军官

　　在1914年，“巴黎大炮”雏形开始设计时，克虏伯的设计师们接到的指标是，这门大炮必须将炮弹送入大气层。为这门火炮，工程师们从1915年开始进行测试。这门火炮在诞生后被交给了海军——因为只有海军的炮术军官能进行缜密的演算；同时，也只有海军炮兵，才能够对“巴黎大炮”进行繁琐细致的维护。

　　事实上，仅从发射程序来说，“巴黎大炮”就超过了任何一种武器：在发射前，每发炮弹需要在掩体中预热，每发射一次，其炮管就必须放下，交由专业的工程人员拉直和校正。但即使最琐碎的维护也改变不了物理规律：大炮每次发射都会令炮膛烧蚀一点：为此，所有炮弹都获得了编号，每一枚尺寸要比前一枚更大；在发射65次之后，面目全非的炮管就必须进行更换。

发射阵地中的“巴黎大炮”，拍摄时间不明

　　“巴黎大炮”的发射流程由一名叫马克斯·罗格（Max Rogger）的海军中将负责，也正是因此，士兵们又将其称为“长马克斯”。让一名将军负责一门大炮，这听上去几乎不可理喻，但罗格负责的，实际是一支上千人组成的大军。“巴黎大炮”的阵地修建需要数百人；每发炮弹出膛前，受过高等数学训练的参谋们负责弹道演算；由于没有人能看到130公里外，炮弹的落点需要在巴黎的谍报网详细通报；40架战斗机和30门大炮时刻在周边待命——只有这样，才能拦截入侵的敌军轰炸机，并迷惑对方的炮兵侦察分队。

　　得益于上述支持，大多数“巴黎大炮”炮弹都顺利从数万米高空砸向了巴黎。3月29日，其中一枚击中了圣日尔万教堂，当场炸死了91名信徒。但讽刺的是，这次事件并不能证明“巴黎大炮”的价值：因为许多炮弹都击中了郊区，而每发射一发炮弹，德军就要支出35000马克的成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