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 二战意大利为何逗比 墨索里尼:责任在我?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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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1941年1月22日,当安尼巴尔·贝贡佐利中将(Annibale Bergonzoli)从藏身地爬出来时,也许会想到4个月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时电台中正传来解说,宣称他的士兵必将夺取苏伊士运河。但现在,这支大军却被英国人击溃,一个个据点在短暂的抵抗后投降,它们的指挥官带着沮丧宣称:“我们打到了最后一发子弹。”但眼尖的旁人注意到,他是站在堆积如山的军火旁这样说的。

| 专栏作者:最后的防线——事实通常没有字面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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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人的一生只有一种不幸,那就是离北京太近,又离天堂太远。

接下来,这位将军便和无数喜笑颜开的部下一道,成为意大利惨败的象征、英国民众的笑柄和一个难解的谜:为什么他们的表现如此有喜剧色彩?在过去,“地中海民族的失败基因”充当了一种通用解释,但今天细细想来,这种解答未免太简单化了:从来没有一种基因指向失败,即使它存在,携带它的民族早在石器时代也许便被自我淘汰了。在无数笑料背后,隐藏的症结也许是:在1933-1941年,是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算,令这个冉冉上升的政权开始了自我毁灭,相较之下,士兵扮演的只是配角。
帝国的诱惑
故事要从1930年代说起,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它一方面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周围的环境总怀有巨大的不安。也正是因此,在1922年上台后,墨索里尼毫不掩饰自己对罗马帝国的怀念:“罗马意味着恺撒和尼禄,一个文明和秩序的社会,它的子民勇武有力,征讨四方。它是执政官、是军团、是法西斯权杖,是那头母狼、哺育了战神的两个儿子罗慕洛斯和瑞摩斯。”这些都是意大利所不具备,而他又心存向往的。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
感谢8年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的义务劳动,1930年代初,意大利已经为粉墨登场做好了准备。同时,其军队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声名狼藉——在军事变革中,他们在许多领域走在了前列。然而,墨索里尼却有一种巨大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国家的周边环境,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它们的存在仿佛时刻提醒着这个统治者: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

意大利制造的CR.32双翼机(上,性能最优秀的双翼战斗机之一)和“扎拉”级重巡洋舰,它们是1930年代意大利工业水平的象征,在各国的军备竞赛尚未加速前,意军甚至在某些领域占据着技术优势。
对意大利,最大的问题乃是资源的匮乏,而不幸的是,当它急不可耐地去寻找殖民地时,世界却早已被瓜分。此时墨索里尼的选项无外乎两点:等待时机低调下手;或不顾国际舆论攘臂上阵。而墨索里尼选择了后者。1935年10月到1936年5月,50万大军入侵并横扫了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考虑到1880年代意军在阿杜瓦战役中的惨败,这次行动也可以被看做是对50多年前耻辱的复仇。
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战斗的意军。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意大利最后吞并了这个国家,并将其与厄立特里亚一起合并为殖民地“意属东非”。
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走向威尼斯宫的讲台,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征服。意大利的版图因此扩大了一倍。然而,明眼人很快发现,意大利人得到的回报却不足以抵偿为此支付的成本。在经济上,西方国家不满于政治力量对比失衡,将钢材、稀有金属、橡胶等列入禁运名单,瘫痪了这个国家的工业;而另一个可怕的后果是,仅这一次战争便完全榨干了意大利的国库。
墨索里尼忽略了一点:被征服地区需要占领,而埃塞俄比亚又如此辽阔和贫困,在占领成本转化为收益之前,各种基础设施投入都高得惊人:仅在1936-1940年,殖民当局便投入了至少60亿里拉,再加上清剿行动的军事开销,其总额相当于1933-1934年度海军预算(13亿里拉)的六倍,折算为武器相当于12艘新型战列舰、20艘航空母舰或9万辆坦克。而这笔巨款又是在遭遇封锁的状态下支付的,因此对意大利经济可谓致命一击。一位高级官员非常精辟地评论说:“感谢英国人击败了我们,否则再过10年,意大利将沦为占领区的奴隶。”而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Hitch Adams)则这样写道:“一个国家的命运此时已注定,因为这场因虚荣发动、且未经深思熟虑的战争,它过早地消耗了为世界大战积攒的资本。”
1938年,墨索里尼与来访的希特勒交谈,来自敌人和盟友的双重心理刺激令前者急于自我证明,而这种心态让意大利提前走向了毁灭。
墨索里尼为何会如此轻率?答案也许在于,他对梦想太热切了,太急于自我证明,最终超出了政权的承受能力。不仅如此,1936-1940年,掌权者对胜利的陶醉,又令其完全忽略了国防建设落后的现实。在这五年中,无论装备还是训练,一度大有希望的军队都陷入了衰退。它的陆军武器陈旧、且缺乏更新,当其它国家开始研发20吨的新型坦克时,他们仍然装备着3吨的CV33/35——这种坦克的尺寸仅相当于一辆轿车。海军和空军境况也江河日下:由于思路保守,它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完全过时;从1936-1939年,舰艇的建造速度大幅放缓,关键的航母研发工作则因财政紧张和官僚主义完全停止。
战前的一次演习中,墨索里尼在一辆CV33/35上发表演讲,其威力从这张照片中便可想而知。平心而论,1930年代中期,德国、英国、苏联也生产了大量类似的超轻型坦克,但二战爆发后,由于技术的进步,此类武器已经完全落伍。
也正是这种虚荣,令所有隐患都被视而不见,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经验证明,二流的装备也完全够用。的确,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其战斗机虽然在性能上略具劣势,但在与苏联志愿飞行队对抗时不落下风;在埃塞俄比亚,即使少数袖珍坦克也能击溃数量众多的敌人。但以上事实往往有着特定的前提:其敌人要么是内讧不已的左派武装;要么是手无寸铁的非洲民兵。就这样,在自我安慰与自我满足的循环中,军队成了自欺欺人的牺牲品,并在不经意间踏上了毁灭之路。
“胜利的一年:1940”
事实上,当1940年6月、墨索里尼决定追随希特勒进攻法国时,它的部队对现代化战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的意大利陆军共100万人、74个师,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21个师,而这些部队现在要承担一个艰巨的任务:越过阿尔卑斯山,摧毁法国人的山地要塞——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做到的。至于它引以为傲的海军,则因为缺乏燃油无法有效执行任务。
1940年6月,通过战败前夕的法国,墨索里尼试图捞取最廉价的胜利。但在这次行动中,他全然无视了法意边境恶劣的环境和部队准备不足的事实。(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如同冲向敌人的刺刀”,1940年6月10日,“斯福塞斯卡”山地师的一名军官比喻道。他的“斯福塞斯卡”师是意大利军队的样板,包括两个步兵团和少量支援部队,接受的山地战训练非常少。该师师长回忆说:“步兵走出拥挤的堑壕,挣扎着走进一个囚笼般的峡谷,在所有人都精疲力竭的时刻,法军的迫击炮和榴弹炮开始倾泻致命的炮火……西阿尔卑斯山的行动从发起之日便已注定了:由于地形使然,正面进攻完全不可能成功。”
在1940年6月对法军的作战中,一个意大利山地步兵团在冰雪皑皑的山坡后躲避炮击,组织不力、后勤不畅加上地形影响,让这次军事冒险的失败成为必然。
三天的行动导致1247名进攻者阵亡,2631人负伤,而法军的伤亡不到其十分之一。如此大的反差似乎证明了那个论点。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法国与意大利接壤之处主要是险峻的山区。当时的军事教科书写道:“无法让一支携带大炮的军队突入南阿尔卑斯山,这里没有道路,甚至连最小的两轮马车都难以通行。”何况对面有精心构建的山地堡垒——它也被称为“阿尔卑斯马其诺防线”。当1944年,美军试图沿相反方向攻入意大利北部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和当年的意大利人一样进展迟缓并且从未取得预料的成果。
对意大利来说,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虽未以灾难收场,却挫伤了军队的士气,同时暴露了法西斯政权的脆弱。(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显然,问题不在士兵本身,而是失误的决策。然而,命运却如此嘲讽: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也不得不向意大利割让了大量领土。“胜利的一年:1940”一份法西斯报纸如此写道,也正是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墨索里尼在没有吸取任何教训的情况下,将目光聚焦到了北非和巴尔干地区。
报应降临
在巴尔干,意大利军队的遭遇和之前没有区别:他们不仅要克服险峻的环境,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以及希腊军队的抵抗。在1941年4月德军参战前,他们付出了约9万人的代价,而希腊只损失了不到6万人。同时,在非洲,军事行动也成了笑柄。当时的报纸描述了北非意军出动时的景象:“在嘹亮的军号声中,5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集群排成纵队在烈日下进发,许多卡车紧随其后,每向前一公里,工人都会放置一块石碑,以纪念胜利进军的里程。”
1940年底或1941年初,一辆英军的“玛蒂尔达”坦克在沙漠中推进。尽管人数较少,但英军在装备上和战术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能把坦克、重炮和卡车组合成精干的机械化作战部队——这是沙漠作战的关键。“玛蒂尔达”的存在使其如虎添翼,其拥有75-78毫米的前装甲,没有一种意大利反坦克炮可以击穿。
他们的目标是夺取苏伊士运河,然而,这些石碑不需要很多。作为指挥官,前面提到的贝贡佐利将军其实清楚,这些部队根本不能达到基本的作战要求。至于提供支援的只有一小队坦克,这些坦克的性能又极端低劣。在1941年初的一次坦克战中,马莱蒂集群——意军最强大的装甲部队,仅坚持了5个小时就崩溃了。
导致这种悲剧的深层根源在于,军方没有在过去吸取任何教训,毕竟,无论表现如何拙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毕竟战略上的结果就是如此:法国投降了,希腊在最终在德军的联合攻击下灭亡。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在非洲为什么不能夺取一场廉价的胜利?当然,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甚至可以这样说,和1935年埃塞俄比亚的意军或1918年的意军相比,1940年的北非意军并没有多少进步。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素养如此评论道:“他们不知道包抄侧翼,总排成阅兵队形展开进攻,他们面对拦截火力几分钟就会混乱;在防御时,前线则经常没有称职的领导者。”不仅如此,和过去相比,战斗的要素早已发生变化,真正关键的并非拥有多少士兵,而是如何把它们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段中。
1941年,在巴迪亚之战中被俘的意军官兵沿谷地走向战俘营走去,他们是被英军快速机械化部队切断退路后被俘的。
一切都意味着,意大利人的表现必然非常拙劣。1940年的巴迪亚(Bardia)之战,45000名守军遭到16000名英军的合围,在四天内全军覆没。在战役中,防御者仍然恪守着20年前的信条,把兵力均匀部署在一条防线上。这也意味着,当某处的几百名守军突然面对近万名敌军的打击时,战斗的结果便立刻注定了。同时,墨索里尼幻想的与德国的“平行胜利”也被雨打风吹去,从地位上,意大利不再是德国的盟友,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仆从。
1940-1941年的惨败,令意大利从盟友沦为仆从,这与1933-1938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也许是,意大利过早在区域战争中消耗了世界大战的资本。(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接着,隆美尔率领德军抵达,战局一度发生逆转——只是今天的人们也容易忽略一点,在被挫败刺激之后,改革浪潮迅速席卷了意大利军界。在脱颖而出的部队中,就包括了善战的“公羊”(Ariete)装甲师、“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摩托化师。无可否认,它们依旧缺乏精良的武器,但随着时间流逝,意军的战斗力确实踏上了复兴之路。
迟来的改进
甚至英国人也承认,1941年后,意军的战斗力提升很快。1941年11月在比尔古比(Bir el Gubi),当斯科特-科伯恩准将(John Scott-Cockburn)带领第22装甲旅攻击他们的防线时,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重损失。“当下达开火命令时,”一位意大利士兵写道:“炮弹几乎同时落在这群毫无准备的目标头上。不久之后第一排英国坦克冒起黑烟,熊熊烈焰将它们吞噬。接着血腥的搏杀席卷了前线,失去火炮的炮手冲向敌人,向坦克投掷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当交火结束后,他们辨认出超过50辆美制坦克的残骸。这些坦克散落在火炮阵地前沿,显然是为了更快地向后方突击而没有进行过多的思索。”
1941年,“公羊”装甲师的M13坦克正在集结,准备向英军发起攻击,虽然该型坦克依旧存在问题,但驾驭它们的意大利装甲兵已变得更为成熟。
作为墨索里尼的政治部队,甚至法西斯民兵在这个时期也打得很好。“青年法西斯”集群(Giovani Fascisti)在1941年12月4日几乎单独击败了一个英军步兵旅。诚然,在前线,他们的地位依然是次要的,但意军无疑已经学会了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和武器。在1942年5-6月的加扎拉(Gazala)之战中,他们对隆美尔的胜利功劳巨大,表现得到了德国方面的赞同和认可。
反映“青年法西斯”集群对抗英军坦克的油画,他们的顽强令对手印象深刻。
甚至当1942年11月轴心国全面溃败之际,多数意大利人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但德国盟友“征用”了他们的车辆和燃料,让他们无法顺利撤退。当少数幸存者抵达后方时,发现整个局势早已无可挽回。但讽刺的是,墨索里尼却在1941年底毫无必要地派遣了一个集团军前往苏联前线,一同前往的还有10000辆卡车和精锐的阿尔卑斯山地步兵——于是,1942年初到1943年初,对意大利自然是致命的一年,在各个战场上,其军队的总损失超过了50万人。
一场闹剧,也许是悲情演出?
1943年,意大利投降,接着战火在其国土上又燃烧了两年,随着硝烟散尽,《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论断却又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耳畔:一个政权的衰亡,往往是无节制扩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虚假的强盛埋下了衰败的伏笔,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素也倍增——时隔1000多年后,它又在亚平宁的废墟上故地重演。
1933-1940年,墨索里尼把原本良好的局面化为倒行逆施,当它最后兴冲冲地投入世界大战时,实际已失去了获胜的所有资本:对军事变革的熟视无睹,对有限资源的任意挥霍,对战略困境的麻木不仁,这些无知无畏的心态摧毁了其生存的根基,而另一方面,对之前所有失策的举动,它又缺乏纠正的动力。毕竟,把脆弱示人是尴尬的,把享乐主义变成战时经济是痛苦的,把堑壕战的迟钝换成闪击战的凌厉是困难的,把天真的幻想变成坚定的意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从自我良好的幻觉中挣脱出来,从战争爆发第一天,这个政权的命运便注定了。
先天不足的国力,也许能够借助政治手段提升;军队的孱弱天性,并非不能通过训练和组织弥补:对二战中的意大利,其最大的问题也许并非所谓“民族性”,而是高层的短视和决策错误。(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那些士兵无论可笑或可悲,戴着也许只是一张假面具。何况,对失败,政治家尚有资本文过饰非,但堑壕中的士兵不能——他们的命运早已与效忠的政权绑定。对意大利军队,唯一能有的选择是:要么带着窃喜走进战俘营,要么被轰鸣的盟军坦克碾碎——闹剧的背后是悲剧,真相其实也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人们只看到了戏谑的一面?原因也许在于:它有作为调味品的价值。毕竟,在史家笔下,战斗了,失败了,放弃了,这种经历完全不够动人,甚至无法凑成两页三行,若要做到下笔江河奔涌,若描述对象没有壮烈成仁,就难免被戏说——毕竟,噱头总是比真相诱人。

关于二战意大利的段子,无论“炮兵因缺乏撬棍而投降”还是“吃垮盟军战俘营”,所言大致非虚,但必须强调的事实是,这些桥段的流行都与英国的战时宣传有关。(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不仅如此,这些桥段大部分诞生于1940-1941年——那正是英国需要提振士气的年代:船队被击沉;首都遭轰炸;殖民地岌岌可危;此时,只有制造更滑稽的洋相才能鼓舞国民的尚武精神。于是,北非的胜利便被提升到了关键的高度。那时意大利人不仅握着一手烂牌,还作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姿态,最后输得极惨,自然成了理想的嘲讽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熟知的段子中,欢快的俘虏不过是反复刷新下限的演员,至于老谋深算的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后台策划——何况二战的胜利让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本身。
戏说无可厚非,但历史不止于此。意大利人留下的教训也许是:面对近期和长远利益,一个国家该如何避免贸然——尤其是当命运把帝国的秘密如同私语般交给它的时刻。至于曾困扰意大利人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因一个法西斯政权的败亡而消失,它始终在寻觅下一群目标,譬如像墨索里尼般狂妄的统治者和无条件忠于他的子民们。
感谢《二战那些事》系列丛书为本文提供部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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