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 二战意大利为何逗比 墨索里尼：责任在我？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1941年1月22日，当安尼巴尔·贝贡佐利中将（Annibale Bergonzoli）从藏身地爬出来时，也许会想到4个月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时电台中正传来解说，宣称他的士兵必将夺取苏伊士运河。但现在，这支大军却被英国人击溃，一个个据点在短暂的抵抗后投降，它们的指挥官带着沮丧宣称：“我们打到了最后一发子弹。”但眼尖的旁人注意到，他是站在堆积如山的军火旁这样说的。

专栏作者：最后的防线——事实通常没有字面好看

石家庄人的一生只有一种不幸，那就是离北京太近，又离天堂太远。

　　接下来，这位将军便和无数喜笑颜开的部下一道，成为意大利惨败的象征、英国民众的笑柄和一个难解的谜：为什么他们的表现如此有喜剧色彩？在过去，“地中海民族的失败基因”充当了一种通用解释，但今天细细想来，这种解答未免太简单化了：从来没有一种基因指向失败，即使它存在，携带它的民族早在石器时代也许便被自我淘汰了。在无数笑料背后，隐藏的症结也许是：在1933-1941年，是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算，令这个冉冉上升的政权开始了自我毁灭，相较之下，士兵扮演的只是配角。

帝国的诱惑

　　故事要从1930年代说起，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它一方面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周围的环境总怀有巨大的不安。也正是因此，在1922年上台后，墨索里尼毫不掩饰自己对罗马帝国的怀念：“罗马意味着恺撒和尼禄，一个文明和秩序的社会，它的子民勇武有力，征讨四方。它是执政官、是军团、是法西斯权杖，是那头母狼、哺育了战神的两个儿子罗慕洛斯和瑞摩斯。”这些都是意大利所不具备，而他又心存向往的。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

感谢8年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的义务劳动，1930年代初，意大利已经为粉墨登场做好了准备。同时，其军队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声名狼藉——在军事变革中，他们在许多领域走在了前列。然而，墨索里尼却有一种巨大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国家的周边环境，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它们的存在仿佛时刻提醒着这个统治者：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

意大利制造的CR.32双翼机（上，性能最优秀的双翼战斗机之一）和“扎拉”级重巡洋舰，它们是1930年代意大利工业水平的象征，在各国的军备竞赛尚未加速前，意军甚至在某些领域占据着技术优势。

　　对意大利，最大的问题乃是资源的匮乏，而不幸的是，当它急不可耐地去寻找殖民地时，世界却早已被瓜分。此时墨索里尼的选项无外乎两点：等待时机低调下手；或不顾国际舆论攘臂上阵。而墨索里尼选择了后者。1935年10月到1936年5月，50万大军入侵并横扫了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考虑到1880年代意军在阿杜瓦战役中的惨败，这次行动也可以被看做是对50多年前耻辱的复仇。

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战斗的意军。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意大利最后吞并了这个国家，并将其与厄立特里亚一起合并为殖民地“意属东非”。

　　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走向威尼斯宫的讲台，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征服。意大利的版图因此扩大了一倍。然而，明眼人很快发现，意大利人得到的回报却不足以抵偿为此支付的成本。在经济上，西方国家不满于政治力量对比失衡，将钢材、稀有金属、橡胶等列入禁运名单，瘫痪了这个国家的工业；而另一个可怕的后果是，仅这一次战争便完全榨干了意大利的国库。

墨索里尼忽略了一点：被征服地区需要占领，而埃塞俄比亚又如此辽阔和贫困，在占领成本转化为收益之前，各种基础设施投入都高得惊人：仅在1936-1940年，殖民当局便投入了至少60亿里拉，再加上清剿行动的军事开销，其总额相当于1933-1934年度海军预算（13亿里拉）的六倍，折算为武器相当于12艘新型战列舰、20艘航空母舰或9万辆坦克。而这笔巨款又是在遭遇封锁的状态下支付的，因此对意大利经济可谓致命一击。一位高级官员非常精辟地评论说：“感谢英国人击败了我们，否则再过10年，意大利将沦为占领区的奴隶。”而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Hitch Adams）则这样写道：“一个国家的命运此时已注定，因为这场因虚荣发动、且未经深思熟虑的战争，它过早地消耗了为世界大战积攒的资本。”

1938年，墨索里尼与来访的希特勒交谈，来自敌人和盟友的双重心理刺激令前者急于自我证明，而这种心态让意大利提前走向了毁灭。

墨索里尼为何会如此轻率？答案也许在于，他对梦想太热切了，太急于自我证明，最终超出了政权的承受能力。不仅如此，1936-1940年，掌权者对胜利的陶醉，又令其完全忽略了国防建设落后的现实。在这五年中，无论装备还是训练，一度大有希望的军队都陷入了衰退。它的陆军武器陈旧、且缺乏更新，当其它国家开始研发20吨的新型坦克时，他们仍然装备着3吨的CV33/35——这种坦克的尺寸仅相当于一辆轿车。海军和空军境况也江河日下：由于思路保守，它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完全过时；从1936-1939年，舰艇的建造速度大幅放缓，关键的航母研发工作则因财政紧张和官僚主义完全停止。

战前的一次演习中，墨索里尼在一辆CV33/35上发表演讲，其威力从这张照片中便可想而知。平心而论，1930年代中期，德国、英国、苏联也生产了大量类似的超轻型坦克，但二战爆发后，由于技术的进步，此类武器已经完全落伍。

　　也正是这种虚荣，令所有隐患都被视而不见，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经验证明，二流的装备也完全够用。的确，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其战斗机虽然在性能上略具劣势，但在与苏联志愿飞行队对抗时不落下风；在埃塞俄比亚，即使少数袖珍坦克也能击溃数量众多的敌人。但以上事实往往有着特定的前提：其敌人要么是内讧不已的左派武装；要么是手无寸铁的非洲民兵。就这样，在自我安慰与自我满足的循环中，军队成了自欺欺人的牺牲品，并在不经意间踏上了毁灭之路。

“胜利的一年：1940”

事实上，当1940年6月、墨索里尼决定追随希特勒进攻法国时，它的部队对现代化战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的意大利陆军共100万人、74个师，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21个师，而这些部队现在要承担一个艰巨的任务：越过阿尔卑斯山，摧毁法国人的山地要塞——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做到的。至于它引以为傲的海军，则因为缺乏燃油无法有效执行任务。

1940年6月，通过战败前夕的法国，墨索里尼试图捞取最廉价的胜利。但在这次行动中，他全然无视了法意边境恶劣的环境和部队准备不足的事实。（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如同冲向敌人的刺刀”，1940年6月10日，“斯福塞斯卡”山地师的一名军官比喻道。他的“斯福塞斯卡”师是意大利军队的样板，包括两个步兵团和少量支援部队，接受的山地战训练非常少。该师师长回忆说：“步兵走出拥挤的堑壕，挣扎着走进一个囚笼般的峡谷，在所有人都精疲力竭的时刻，法军的迫击炮和榴弹炮开始倾泻致命的炮火……西阿尔卑斯山的行动从发起之日便已注定了：由于地形使然，正面进攻完全不可能成功。”

在1940年6月对法军的作战中，一个意大利山地步兵团在冰雪皑皑的山坡后躲避炮击，组织不力、后勤不畅加上地形影响，让这次军事冒险的失败成为必然。

　　三天的行动导致1247名进攻者阵亡，2631人负伤，而法军的伤亡不到其十分之一。如此大的反差似乎证明了那个论点。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法国与意大利接壤之处主要是险峻的山区。当时的军事教科书写道：“无法让一支携带大炮的军队突入南阿尔卑斯山，这里没有道路，甚至连最小的两轮马车都难以通行。”何况对面有精心构建的山地堡垒——它也被称为“阿尔卑斯马其诺防线”。当1944年，美军试图沿相反方向攻入意大利北部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和当年的意大利人一样进展迟缓并且从未取得预料的成果。

对意大利来说，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虽未以灾难收场，却挫伤了军队的士气，同时暴露了法西斯政权的脆弱。（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显然，问题不在士兵本身，而是失误的决策。然而，命运却如此嘲讽：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也不得不向意大利割让了大量领土。“胜利的一年：1940”一份法西斯报纸如此写道，也正是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墨索里尼在没有吸取任何教训的情况下，将目光聚焦到了北非和巴尔干地区。

报应降临

　　在巴尔干，意大利军队的遭遇和之前没有区别：他们不仅要克服险峻的环境，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以及希腊军队的抵抗。在1941年4月德军参战前，他们付出了约9万人的代价，而希腊只损失了不到6万人。同时，在非洲，军事行动也成了笑柄。当时的报纸描述了北非意军出动时的景象：“在嘹亮的军号声中，5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集群排成纵队在烈日下进发，许多卡车紧随其后，每向前一公里，工人都会放置一块石碑，以纪念胜利进军的里程。”

1940年底或1941年初，一辆英军的“玛蒂尔达”坦克在沙漠中推进。尽管人数较少，但英军在装备上和战术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能把坦克、重炮和卡车组合成精干的机械化作战部队——这是沙漠作战的关键。“玛蒂尔达”的存在使其如虎添翼，其拥有75-78毫米的前装甲，没有一种意大利反坦克炮可以击穿。

　　他们的目标是夺取苏伊士运河，然而，这些石碑不需要很多。作为指挥官，前面提到的贝贡佐利将军其实清楚，这些部队根本不能达到基本的作战要求。至于提供支援的只有一小队坦克，这些坦克的性能又极端低劣。在1941年初的一次坦克战中，马莱蒂集群——意军最强大的装甲部队，仅坚持了5个小时就崩溃了。

　　导致这种悲剧的深层根源在于，军方没有在过去吸取任何教训，毕竟，无论表现如何拙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毕竟战略上的结果就是如此：法国投降了，希腊在最终在德军的联合攻击下灭亡。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在非洲为什么不能夺取一场廉价的胜利？当然，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甚至可以这样说，和1935年埃塞俄比亚的意军或1918年的意军相比，1940年的北非意军并没有多少进步。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素养如此评论道：“他们不知道包抄侧翼，总排成阅兵队形展开进攻，他们面对拦截火力几分钟就会混乱；在防御时，前线则经常没有称职的领导者。”不仅如此，和过去相比，战斗的要素早已发生变化，真正关键的并非拥有多少士兵，而是如何把它们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段中。

1941年，在巴迪亚之战中被俘的意军官兵沿谷地走向战俘营走去，他们是被英军快速机械化部队切断退路后被俘的。

　　一切都意味着，意大利人的表现必然非常拙劣。1940年的巴迪亚（Bardia）之战，45000名守军遭到16000名英军的合围，在四天内全军覆没。在战役中，防御者仍然恪守着20年前的信条，把兵力均匀部署在一条防线上。这也意味着，当某处的几百名守军突然面对近万名敌军的打击时，战斗的结果便立刻注定了。同时，墨索里尼幻想的与德国的“平行胜利”也被雨打风吹去，从地位上，意大利不再是德国的盟友，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仆从。

1940-1941年的惨败，令意大利从盟友沦为仆从，这与1933-1938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也许是，意大利过早在区域战争中消耗了世界大战的资本。（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接着，隆美尔率领德军抵达，战局一度发生逆转——只是今天的人们也容易忽略一点，在被挫败刺激之后，改革浪潮迅速席卷了意大利军界。在脱颖而出的部队中，就包括了善战的“公羊”（Ariete）装甲师、“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摩托化师。无可否认，它们依旧缺乏精良的武器，但随着时间流逝，意军的战斗力确实踏上了复兴之路。

迟来的改进

　　甚至英国人也承认，1941年后，意军的战斗力提升很快。1941年11月在比尔古比（Bir el Gubi），当斯科特-科伯恩准将（John Scott-Cockburn）带领第22装甲旅攻击他们的防线时，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重损失。“当下达开火命令时，”一位意大利士兵写道：“炮弹几乎同时落在这群毫无准备的目标头上。不久之后第一排英国坦克冒起黑烟，熊熊烈焰将它们吞噬。接着血腥的搏杀席卷了前线，失去火炮的炮手冲向敌人，向坦克投掷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当交火结束后，他们辨认出超过50辆美制坦克的残骸。这些坦克散落在火炮阵地前沿，显然是为了更快地向后方突击而没有进行过多的思索。”

1941年，“公羊”装甲师的M13坦克正在集结，准备向英军发起攻击，虽然该型坦克依旧存在问题，但驾驭它们的意大利装甲兵已变得更为成熟。

　　作为墨索里尼的政治部队，甚至法西斯民兵在这个时期也打得很好。“青年法西斯”集群（Giovani Fascisti）在1941年12月4日几乎单独击败了一个英军步兵旅。诚然，在前线，他们的地位依然是次要的，但意军无疑已经学会了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和武器。在1942年5-6月的加扎拉（Gazala）之战中，他们对隆美尔的胜利功劳巨大，表现得到了德国方面的赞同和认可。

反映“青年法西斯”集群对抗英军坦克的油画，他们的顽强令对手印象深刻。

甚至当1942年11月轴心国全面溃败之际，多数意大利人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但德国盟友“征用”了他们的车辆和燃料，让他们无法顺利撤退。当少数幸存者抵达后方时，发现整个局势早已无可挽回。但讽刺的是，墨索里尼却在1941年底毫无必要地派遣了一个集团军前往苏联前线，一同前往的还有10000辆卡车和精锐的阿尔卑斯山地步兵——于是，1942年初到1943年初，对意大利自然是致命的一年，在各个战场上，其军队的总损失超过了50万人。

一场闹剧，也许是悲情演出？

　　1943年，意大利投降，接着战火在其国土上又燃烧了两年，随着硝烟散尽，《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论断却又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耳畔：一个政权的衰亡，往往是无节制扩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虚假的强盛埋下了衰败的伏笔，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素也倍增——时隔1000多年后，它又在亚平宁的废墟上故地重演。

　　1933-1940年，墨索里尼把原本良好的局面化为倒行逆施，当它最后兴冲冲地投入世界大战时，实际已失去了获胜的所有资本：对军事变革的熟视无睹，对有限资源的任意挥霍，对战略困境的麻木不仁，这些无知无畏的心态摧毁了其生存的根基，而另一方面，对之前所有失策的举动，它又缺乏纠正的动力。毕竟，把脆弱示人是尴尬的，把享乐主义变成战时经济是痛苦的，把堑壕战的迟钝换成闪击战的凌厉是困难的，把天真的幻想变成坚定的意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从自我良好的幻觉中挣脱出来，从战争爆发第一天，这个政权的命运便注定了。

先天不足的国力，也许能够借助政治手段提升；军队的孱弱天性，并非不能通过训练和组织弥补：对二战中的意大利，其最大的问题也许并非所谓“民族性”，而是高层的短视和决策错误。（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那些士兵无论可笑或可悲，戴着也许只是一张假面具。何况，对失败，政治家尚有资本文过饰非，但堑壕中的士兵不能——他们的命运早已与效忠的政权绑定。对意大利军队，唯一能有的选择是：要么带着窃喜走进战俘营，要么被轰鸣的盟军坦克碾碎——闹剧的背后是悲剧，真相其实也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人们只看到了戏谑的一面？原因也许在于：它有作为调味品的价值。毕竟，在史家笔下，战斗了，失败了，放弃了，这种经历完全不够动人，甚至无法凑成两页三行，若要做到下笔江河奔涌，若描述对象没有壮烈成仁，就难免被戏说——毕竟，噱头总是比真相诱人。

关于二战意大利的段子，无论“炮兵因缺乏撬棍而投降”还是“吃垮盟军战俘营”，所言大致非虚，但必须强调的事实是，这些桥段的流行都与英国的战时宣传有关。（图片来源：《二战那些事》）

　　不仅如此，这些桥段大部分诞生于1940-1941年——那正是英国需要提振士气的年代：船队被击沉；首都遭轰炸；殖民地岌岌可危；此时，只有制造更滑稽的洋相才能鼓舞国民的尚武精神。于是，北非的胜利便被提升到了关键的高度。那时意大利人不仅握着一手烂牌，还作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姿态，最后输得极惨，自然成了理想的嘲讽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熟知的段子中，欢快的俘虏不过是反复刷新下限的演员，至于老谋深算的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后台策划——何况二战的胜利让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本身。

　　戏说无可厚非，但历史不止于此。意大利人留下的教训也许是：面对近期和长远利益，一个国家该如何避免贸然——尤其是当命运把帝国的秘密如同私语般交给它的时刻。至于曾困扰意大利人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因一个法西斯政权的败亡而消失，它始终在寻觅下一群目标，譬如像墨索里尼般狂妄的统治者和无条件忠于他的子民们。

感谢《二战那些事》系列丛书为本文提供部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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