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分子：中国网吧20年 叛逆、争议与怀念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1995年4月，北京，中关村外附近赫然树立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答案是“前方1500米”，中国的第一座网吧——“瀛海威网络科教馆”坐落在此处。从1994年其落户北京，到如今管制开始松绑，20年恰好是整一个轮回：网吧经历了无数磕磕绊绊，又在猝然间滑落原点，在这个轮回之中，80、90后一代挥别了青春并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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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吧重新引起媒体关注，需要从一纸公文说起。2014年11月24日，这一没落的产业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松绑。文化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全面放开网吧审批。按照新规定，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上网服务场所的限制被放宽，其最低营业面积调整为不低于20平方米，计算机单机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现在，这意味着，新网吧注册的约束性限制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点击查看详细报道）。

中国互联网的播火者

　　从登陆国内到今天，网吧在这2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莫过于拥抱大众，它贴近了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切问题的源泉。从“科教馆”到“网吧”的变化，足以看出其定位从科普到娱乐的转换。不仅如此，最初，“科教馆”里的电脑与个人PC相差无几，而如今网吧里的电脑已俨然成为皮糙肉厚的娱乐机器：耳机、防水键盘，无盘还原系统和数不胜数的网络游戏充当了它们的标志。当学生、打工一族蜂拥涌入时，这些公共上网场所也不再孤冷清高，地址很快从CBD附近迁移到学校周围，进而是城乡结合部。其价格也持续下降：1999-2014年，尽管经历了物价、房租的持续上涨，但在主要城市，2-6元的上网价格几乎是一成不变。

瀛海威网络科教馆的广告，它掀开了中国网吧编年史的第一页。

　　廉价产生了廉质，网吧给人的印象与初来乍到时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信息高速路的入口”——1995年，颇具影响力的《北京日报》曾如此称赞“瀛海威网络科教馆”，然而，网吧的形象与之相比，则如同下里巴人遇到了阳春白雪：在每所网吧中，空间必定是狭窄的，几十台显示器必定在同时在闪耀，在座位上，大呼小叫此起彼伏，来路不明的气味交错混杂，让你根本不敢呼吸。在前台，网吧老板除了兼营泡面和香烟，还经常用假身份证掩护逃课上网的未成年人——种种发展中的乱象，让网吧很快有了“原罪”。2002年，随着北京“蓝极速”网吧的一场大火，长达十年的严管正式开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到2009年之前，各地网吧的营业额始终增长强劲，互联网中心的统计显示，其增长率每年都在8%以上，在2008年的武汉，一个营业执照更是被炒到人民币30万元。

2002年6月16日凌晨，北京“蓝极速”网吧遭人为纵火，造成25人死亡。此后，网吧监管越来越严，但网吧产业的规模却逆势上扬。

　　市场的繁荣源自强烈的需求，这是一条恒久不变的经济学道理，网吧的火爆亦然。追本溯源，为其提供生存土壤的并非其他，而是家庭上网费用的居高不下和电信运营商的不思进取。互联网时代，电信企业理应成为廉价网络服务的供应商，或者至少应成为网络普及坚定的推动者，这两点的必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出于利益的考量，它们选择了无动于衷。

　　时光向前回溯10年，宽带运营商（最初是电信，后来又增加了联通和网通）保持着事实上的寡头垄断。而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例子又证明，在互联网服务的垄断中，运营商考虑的更多是用最少的投入挣最多的钱，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任何降价和改善用户体验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而学生和中下层劳动者对网络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于是便有了网吧的火爆：通过从电信运营商手中获得接入权，然后再将上网时间“零售”，网吧充当了联系垄断巨头和社会下层之间的中介，并给后者带来了廉价的满足感。

　　抛开是非不论，网吧确实改变了一代人，并作为不灭的符号镌刻进了80、90后群体的记忆。我们也许记不得什么时候走进第一家网吧，或是在其中流连忘返的前因后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我们来说，从初中到大学，网吧构成了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在其中包藏了简单而纯粹的乐趣：从《传奇》到《魔兽世界》，从《红色警戒》到《星际争霸》……这些在国外仅称得上风靡的游戏却在国内演变为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因为它们之中，所有人都各取所需，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乐趣：休闲、竞赛、交流、挣钱，甚至是找寻现实中失落的成就感。

网吧成了年轻人接触世界的桥梁，也成为许多80后学生必不可少的青春回忆。

负罪的普罗米修斯

　　只是，当时的我们还太懵懂，还无法意识到，放学后直奔网吧的举动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层次的动机。那时的我们，面对家人和学校的劝导明知故犯，因为“去网吧”不只是纯粹的放松，更充当着我们挑战家庭、学校权威的手段：他们越禁止，我们就越沉迷其中，因为我们不想按照他们的命令安排人生的每个细节，所谓叛逆的青春，其实正是如此。

2003年，四川一网吧内，几名学生在躲避记者的镜头。

　　被认为理应对家庭和学校无限服从的群体，却因为网吧的催化，展现出如此强烈的反抗情绪，毫不奇怪，原本不甚光明的网吧形象更蒙上了进一步的阴影：在我们的传统中，对于叛逆，多数人的习惯必定是打压，而非沟通、理解和引导，而这种打压又往往是选择性的，在目标中，我们通常只批判最薄弱的一环。对引发叛逆的另一“元凶”——网络游戏开发商，公众和媒体当然很难下手，因此，在这场舆论风暴中，网吧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2006-2010年期间，关于网吧的新闻超过90%是负面的，在报导中，平均每天有2名中学生因沉迷网吧辍学走向犯罪道路，平均5天有一人在网吧中猝死。“网吧已经成了家庭不和谐、孩子堕落的场所，”“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如是说：“不是说孩子不能进网吧，关键在于孩子进网吧干什么，但我发现92%的青少年到网吧上网就是为了打网络游戏。如果要说网吧对青少年的弊和利，比例应该是9：1。如果有1个好，那就有9个坏。”由此，陶宏开一举成名，时至今日，仍能看到他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同反对者论战。

陶宏开，关于这位叫兽，笔者实在不想过多吐槽。

　　抵制网吧的另一件大事发生在2006年，在山西吕梁山脉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方山县，政府突然宣布自己成为全国首个“零网吧”的县城：这一年夏天，在县委和当地网通公司的合作下，当地所有的网吧几乎在一夜之间关停，“为不影响广大学生学习”，有关部门甚至开始彻查是否有居民私自为网吧提供网线的行为。一时间，全国关于“是否该全面关停网吧”的争论甚嚣尘上，其中反对一方认为：“简单的把青少年的问题认为网吧是始作俑者，并加以关停，手段是否流于粗暴，或者说，这只是逃避监管责任的一个表现。”但与此同时，宣扬“同网吧展开全面战争”的公众亦大有人在。

关停所有网吧之后方山县街头的凄清景象。

　　热点来得快，退潮也快，方山县的名字很快便被人遗忘了，只有无所事事的中学生继续在夜色中游荡，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寻找消遣和娱乐。当《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在同年10月走访当地时，发现县城广场——原来的网吧集中地——开起了越来越多的台球厅、棋牌室和迪厅，显然这些场所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随着一年后网吧重新在方山开张，这次闹剧终于落幕。尽管如此，关于网吧的争论却仍在进行，不同的导火线为这些争议赋予了不同的视角和内涵——这些争论多数集中于道德层面，却极少有人讨论该进行怎样的改良和引导。期间，一些网吧试图改变形象（譬如北大的飞宇网吧），并进行自我规范，然而误解和怀疑已经积累得太久，良好的初衷并没有改变这一切。

2009年9月16日，安徽淮北桃园煤矿学校小学生用身体组成“远离网吧”字型，在公众眼中，网吧一直如洪水猛兽。

　　最终，如所有人所见，网吧在今天彻底走向了衰败。到2013年底，全国的网吧用户已不足全盛时期的80%。那些闻名遐迩的大网吧今天多半已关闭或转型，房间内没有喧嚣的同时也没有了人气，排队等待机位的场景更荡然无存。不久前文化部发布《中国网吧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全国网吧中多数已处于微利或亏损：自1996年以来，全国网吧机时费平均价格从最初的20元/小时逐渐下降到目前的2元/小时左右，但上网人数则由顶峰时期的1.8亿下降到1.18亿，网吧收入总规模为520亿元，比前一年下降了3.2%。

　　然而，和陶宏开们臆想的相反，真正使人们告别网吧的却并非口诛笔伐，而是发生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众多变革：3G、4G网络的普及、电子产品的降价、网络资费的降低，使网吧不再成为大众连接世界的唯一途径。不仅如此，网吧虽然捧红了一大批游戏，然而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广大网吧和网游运营商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利益链条，除了出售零食、按时收取上网费之外，其运营模式单调且粗放，并没有成为一个类似游戏网站的推广平台和中介。

真正导致产业没落的并非叫兽们的口诛笔伐，而是来自产业之外的冲击。

　　自然，在整个产业的萧条中，这次的解禁令的影响只可能是象征性的。至于到底能有多少人敢于顶着连年上涨的成本进入这个夕阳行业，答案无疑是极为有限。在大城市，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自不必多言，即使在中小城市，网吧之间也只能陷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之中，毕竟，整个城市的客源总量也仅仅在几千人左右，总数变化很小，甚至逐年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价格战可以撑起毫无意义的人气。只有在电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山区，网吧产业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铭记与反思

　　纵观历史，可能没有哪个行业像网吧一样，发展得如此轰轰烈烈，以至于短短十几年时间遍及全国每个省市，创造可观的效益和利润；也没有哪个行业像网吧一样衰落得如此迅速，以致在几年内即宣告难以为继。作为服务产业，它方兴未艾之时，其实是最需要引导和规范的时刻，然而，因为“原罪”，网吧却突然被停止一切审批，严厉的禁令使其合法与非法之间徘徊，承受了来自整个社会的非议；而当整个产业败落之后，任何法令和规范的意义早已荡然无存，然而此时，政策却开始逐步放宽。这种变迁尤其富有戏剧性，尤其是对于大量曾流连网吧的80、90后来说，更是迟到的春天。那阴暗的环境、污浊的空气，闪烁的画面和神情激动的伙伴，都成了遥远的记忆，无论他们后来继续不可自拔还是大彻大悟，都难同网吧和沉迷其中的岁月做真正的割断。有种故事叫组队，有份感情叫通宵，后来的人或许不会懂，但有谁能够否认我们的青春不在其中？然而，谈到过去，我们总有挥之不去的怅惘甚至遗憾。

2000年，山东，一僧人在网吧浏览佛教信息。对于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位僧人却说了一句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若僧有罪，罪不及僧众；若僧当罚，罚不在焚宫。”或许它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网吧改变了一代人，但带来的却是喜忧参半的影响。当时，80、90后们完全有理由，且能够拥有更健康的上网环境，但在地位徘徊于明暗之间的网吧中，他们的青春只是在混浊的空气中烟消云散，因为从根本上，人们并未认真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即如何应容忍、尊重中下阶层互联网用户？是否应承认他们有不同于精英阶层的上网方式、娱乐方式和传播方式？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而在这些人群中，自然包括了网吧顾客的主力军——青少年。他们虽然是信息产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但也有自己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和社交需求，而解决的关键不在于禁止和防堵，而是在于疏导和管理。不仅如此，网吧的历程还足以警示我们，对于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新事物，是否应告别极端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用理性进行分析、治理和引导？考虑到80、90后一代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中坚的力量，这一点就尤其值得铭记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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