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云端上的恐怖 战略轰炸机百年史话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1914年1月26日，在圣彼得堡，年轻的设计师西科斯基从库尔普斯诺伊机场（Kurpusnoi）的板房中探出头来，不远的前方，代号“伊里亚•穆罗梅茨”的飞机正被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推出仓库。阳光照在它颀长的机身上，也照着灰色的机翼和尾舵，让它看上去像一头被晒干的鲸鱼。在审视了这个作品之后，西科斯基宣布可以试飞，“穆罗梅茨”滑向跑道，就这样，在这个晴朗的冬季中午，战略轰炸机开始了长达100年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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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伸长的手臂

尽管“伊里亚•穆罗梅茨”完成于1914年，但建造战略轰炸机的设想仍可以向前追溯，那时的人类刚学会了飞行，便迫不及待将这一技术运用于战争中。而在其带来的众多影响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模糊了“前线”的概念。这对变革中的各国军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就这样，安全的后方开始不复存在，它随时暴露在空袭的危险下；同时，敌军的城市、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也不再遥不可及，假如能拥有一批大载弹量和大续航力的飞机，便可以给这些目标以致命破坏。而“伊里亚•穆罗梅茨”的诞生，则将这种设想率先化作了现实。

“伊里亚·穆罗梅茨”试飞时的照片的和反映该机在东线作战的艺术画，它装备了四具148马力的引擎，最大时速为110千米，载弹量0.5吨，得益于出色的自卫火力，一战期间只有一架被击落。

　　由于俄国工业基础落后，伟大的“伊里亚•穆罗梅茨”只生产了不到100架，它制造的不幸就像带给敌人的恐慌一样多：1915年，一架“穆罗梅茨”迫降在德军阵地上，这次事件立刻充当了战争中一个不幸的转折。其残骸立刻被运往柏林进行研究，1917年，德国人宣布开发出了自己的战略轰炸机，而对福克斯通的空袭，则揭开了这些作战行动的序幕。

　　福克斯通是英国医学家威廉•哈维的故乡，坐落在多佛尔的白色峭壁之下，拥有美丽的花园和精致的街道。但1917年5月25日，这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星期五，它的命运在隐秘中开始变化：一堵云墙横亘在内陆和格雷夫森德之间，遮蔽了英国的首都——伦敦。就像是亚马逊的蝴蝶能引起墨西哥湾的风暴一样，一座城市的悲剧正在发生。

　　在100多公里外，恩斯特•勃兰登堡上尉（Ernst Brandenburg）的飞行队正翱翔在英格兰的天空下，21部巨大的机身随着气流颠簸不停，42部梅赛德斯发动机痉挛地发出刺耳的低吼，虽然前方的伦敦笼罩在云朵中，但周围的视线并非模糊不清。“一座位于海边的城镇！”勃兰登堡上尉后来这样写道：“它街道上的人群如同和平时期，是理想的目标，即使我们无法空袭伦敦，在那里也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开始。”

　　这座城镇就是福克斯通，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尔尼卡。6吨炸弹毫无防备地降临到商店和街道上，并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损失。一份当时的报告写道：“等待购物的主妇们在菜场外尖叫，粉碎的玻璃仿佛给街道铺上了一层冰凌，一个酒店老板注意到他的顾客们头被削掉了，火焰从毁坏的窗户喷涌而出。”而制造这一幕的战略轰炸机是哥达G.IV，它有两个引擎、两副机翼，载弹量仅400公斤，简陋的外观看上去甚至有些可笑。但对从未体验过现代战争的当地平民来说，这种武器看上去却是如此摄人心魄。一位牧师夹杂在人群中跑到了街上，他注视着那些飞机，发现它们明亮而庞大：“它们从太阳的光环中飞出，几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然后是四架或五架，呈一条线，或其它队形，都像是闪耀着银光的昆虫……”只是结果就没有那么迷人了：95人死亡，195人受伤，整个城镇中心化为废墟。

1917年的一次行动前，两名地勤人员正在为勃兰登堡上尉（右）的哥达G.IV轰炸机装弹。

1917年，遭受轰炸后的福克斯通。

　　对福克斯通的袭击遭到了谴责，但德国人却为这种行为找到了根据。因为在《战争论》中，他们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写道，军事上的胜利有时必须通过向敌国民众散布威胁获得。对德国人而言，战略轰炸就是手段，摧毁“英国民众的士气”是目标，最终是为了缔造一个“体面的和平”，正如一名被俘的德国飞行员后来辩解的那样：“你不要认为我蓄意杀害妇女和儿童，我们有更高的军事目标，你看德国陆军和海军中有谁像谋杀妇女和儿童的罪犯吗？我保证，这种事情只是偶然发生。”

1917年，一名在出发前调试武器的哥达G.IV轰炸机机枪手，为应对高空的寒风，所有机组成员在飞行期间都穿着厚重的飞行服。这种折磨直到二战前夕、封闭式座舱发明后才宣告结束。

　　但福克斯通的空袭显然不可能一种偶然，即使它真的是，这种“偶然”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到1917年，对英国的轰炸从十几起上升到几十起，每一次都伴随着高昂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由于齐柏林飞艇昂贵且易受攻击，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空袭英国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战略轰炸机。整个一战期间，德国生产了大约410架哥达G.IV及改进型G.V，而每次出击的规模大约是这一数字的5%：首先，天气的不确定因素始终存在，另外轰炸机还受到了备件及燃料品质恶化的影响。在轰炸福克斯通19天后，勃兰登堡上尉只带领14架轰炸机飞临伦敦，这次他们投下了大约4.5吨炸弹，但炸死了超过160人，在其中，一枚穿过波普拉尔区（Poplar）幼儿园的天花板钻进地下室，16名幼儿因此粉身碎骨。但真正惊人的或许还是高层的冷漠，伦敦几乎不设防，而英国国防部长德比勋爵（Derby）却向上议院表示，进行民防工作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轰炸对军队几乎没有损失。

　　1917年，哥达轰炸机在英国如入无人之境，它们从比利时起飞，以每月2到3次的密度展开轰炸，造成835人死亡，1972人受伤，并最终迫使英国上院认真考虑建设自己的防空体系。但德国飞行员此时已变得极端狡猾和老练。当目标太遥远时，他们用副油箱来增加航程；当夜幕降临后，他们用星光和月光导向；他们不断改善武器，用燃烧弹替代了高爆弹，因为他们发现火焰蔓延能制造比爆炸更大的破坏。他们还制造出了那个年代的弗兰肯斯坦，即代号“巨人”的空中怪兽。

　　和哥达轰炸机不同，“巨人”由不同的工厂设计完成，外观、参数和性能也不尽相似，其中最著名的齐柏林-施塔肯R.VI（Zeppelin-Staaken R.VI）是一头真正的恶魔，其翼展突破了42米，在20多年后美国的B-29出现前，这一数字几乎是无以匹敌的。由于控制驾驶杆需要保持至少20公斤的拉力，它只能由最强壮的飞行员操纵，需要2小时才能爬升到2500米，航程则可以在海峡上空往返4个来回，载弹量是哥达轰炸机的5倍。1918年2月16日，一架“巨人”在伦敦投下了最大的一颗炸弹，重达0.9吨。只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皇帝对和平谈判抱有希望，它们才放弃了进行更大规模轰炸的尝试。

厂房中的“巨人”轰炸机。

部分设计人员在齐柏林-施塔肯R.VI前合影，这种轰炸机装备5具引擎，总共生产了17架，是一战中最大的轰炸机之一。由于庞大的体型易受攻击，它们通常在轰炸任务中位于编队的正中。

　　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德国人威慑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力挽狂澜的目标却完全落空——从1918年6月起，英军开始以同样的手段报复德国的城市，在参战飞机中，尤其以绰号“血腥灾难”的汉德利-佩季O/400（Handley Page O/400）和“巨人”的英国版、长达19.5米的汉德利-佩季V/1500（Handley Page V/1500）最引人瞩目。在科隆，许多房屋在8月的轰炸中被毁。“我哀伤地坐门口，看着人们喊叫和奔跑，”一位14岁的德国男孩后来写道：“从河上飘来的雾气、建筑崩塌的尘埃和刺鼻的硝烟相互纠缠在一起，不断扩散，最终笼罩了这座远近闻名的艺术城市。”

尽管只在一战中短暂登场，汉德利-佩季V/1500却在战后表现活跃，照片中，一架该型飞机正在印度西北部的机场上，准备支援阿富汗地区的作战。

　　无论战略轰炸机给人们怎样的记忆，在一战中，它只是客串登场，没有人承认它的作用，道格拉斯•黑格元帅（Douglas Haig）更轻蔑地写道：“在未来的战争中，飞机和坦克只是人与马的陪衬。”这种冷漠也反映了军事界的微妙氛围，它和中世纪末期的宗教改革有着众多相似：一边是老迈昏聩的高级将领们，他们墨守成规，顽固不化，就像当年的红衣主教；而另一边是狂热的先知们，他们在传教时用了歇斯底里的方式。在战略轰炸机的鼓吹者中，最激进的莫过于意大利人杜黑（Giulio Douhet），这位将军丝毫不掩饰他的冷血，在《制空权》一书中，他甚至认为轰炸是不需要准确度的——当雨点般的燃烧弹和毒气弹毁灭了敌人的城市时，胜利便会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事。

　　一经问世，杜黑的观点立刻遭到了同僚们的批判，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并在1930年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另一位战略轰炸机的鼓吹者、美国的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则被迫从军队退伍。毕竟，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喜爱战略轰炸机：在德国，它是一条禁语；在美国，它是一种邪说；在法国，它是一个侈谈；在英国，它等于对全人类的憎恨，因为公众只看到了它带来的不幸。只有在遥远的社会主义苏联——它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它才找到了兴旺发达的土壤，因为在1941年遭到纳粹入侵之前，红色军队一直试图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二、斯大林的空中要塞

　　1930年代，苏联红军完善了著名的“大纵深”战略，作为该理论的一部分，以战略轰炸机为核心的空军编队将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正是因此，在空军建设的问题上，苏联一直坚持着一条独特的路线，即使在经济凋敝的1920年代，他们仍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歌利亚”（Goliath）轰炸机。尽管这些飞行器故障百出且沉重笨拙，但还是令年轻的工程师和飞行员获益颇丰。随着1920年代末，经济逐渐恢复，斯大林的野心开始膨胀，真正的扩军高潮很快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迅速到来了。

飞翔在西伯利亚上空的“苏维埃土地”号，它是苏联航空工业复兴的象征，率先采用了波纹铝板作为机身结构材料，在美国曾引起了轰动。

　　1929年，苏联的第一架大型试验机——“苏维埃土地”号经西伯利亚抵达纽约。对这次飞行壮举，《纽约时报》的评论是：“仅看一眼这个航空奇迹，或是在登机本上留下名字就足以令人痴狂。”在设计者安德列•图波列夫眼中，这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场面：年轻人找到了事业的成长点，作为交换，社会主义祖国则获得了昔日的荣耀。只是随着时过境迁，这位致力于航空报国的工程师突然发现，所有“铸剑为犁”的梦想还是不得不屈服于“一切为了军队”口号。

TB-3是一种令人终生难忘的轰炸机，这不仅是因为其拥有4具引擎或是可以搭载2吨炸弹，也是因为曾被赋予了众多难以置信的任务：照片中的TB-3拆除了弹舱，并在翼下悬挂了两架小型战斗轰炸机，以扩展后者的航程。

　　一年后，“苏维埃土地”号的技术特点就被全部移植到TB-3身上，而TB-3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录。作为第一种单翼四引擎战略轰炸机，TB-3拥有能覆盖大半个欧洲的航程，能携带两吨炸弹，如晴天霹雳般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震动。尽管以后来的观点看，TB-3称不上可靠，它缓慢、笨拙、生存性差，在初次亮相的阅兵式上，工程师们不得不摇动水泵以给发动机散热器供水。但斯大林的雄心压倒了一切，这种轰炸机最终投入生产，并制造了上千架，而TB-3又只是一个开始。

TB-6的模型图和三视图，这才是斯大林真正希望看到的“超重型轰炸机”，每架TB-6拥有12具引擎，机枪手不得不搭乘小型轨道车才能从机首迅速抵达战位，它们的情况将在下一页提到。

　　1935年的一份命令中，斯大林要求在1937年底之前再生产288架真正的“重型轰炸机”（TB-3只是“中型轰炸机”）以及96架超重型轰炸机，到1938年5月这一数字应当再翻一倍——假如它们得以完成，苏联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空中舰队，这将宣告对天空的征服。

　　在领袖意志的鞭策下，工程师们不断拿出方案：来自乌克兰的工程师康斯坦丁•加里宁在1933年完成了超级飞行器K-7的制造，而图波列夫则致力于以TB-3为基础进行改良。在后者的成果中，首先是巨大的TB-4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随后装备12部发动机的TB-6也开始研制，这些轰炸机都是不折不扣的空中战舰，其中TB-6的载弹量将突破24吨，翼展达到95米，需要300名地勤人员维护，假如得以完成，一架飞机的停机坪将恰好与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相等。

“高尔基”号完工后和建造期间的照片，它很好地迎合了斯大林的审美标准。该机有8具引擎，能容纳上百人同时登机，还安装了交流电系统、印刷机和名为“天空之声”的广播装置，其飞过之处，传单和广播会同时飘向欢呼的群众。在1930年代，它是苏联国家形象的名片，直到1935年5月的飞行事故终结了这个故事。

　　出于掩人耳目的考虑，TB-4、“高尔基”和K-7最初都以“宣传飞机”的名义立项，但同时都保存着转作军事用途的能力，其观景平台可以改装为投弹平台，客舱是弹舱的位置，自卫机枪安装在预设的炮位上，如此种种，这让所谓的“和平任务”看上去幼稚可笑，不仅如此，这些巨兽又是在饥荒的年份建造的，这就赋予了它们更多的荒诞和讽刺。

加里宁K-7的照片和三视图，该机原本安装6部引擎，但由于机身过大，设计师不得不在后部又增加了一具引擎以保证动力，但其吹出的气流导致尾翼剧烈震动，令该机在1933年11月的试飞中坠毁。另外，K-7的本体实际是巨大的机翼，燃料、弹舱和引擎均布置于此，如果作为轰炸机，K-7可携带9.6吨炸弹、8挺机枪和8门20毫米炮，如果作为客机，则可搭载128名乘客。

　　庞大带来了赞美，也遮盖了隐患，这些问题在设计阶段便暴露出来，而根源在于苏联航空工业的经验匮乏：它们的发动机虽是当时最强劲的动力装置，但仍无法推动其笨重的身躯，并最终令整个设计陷入“增加引擎”和“扩大尺寸”的恶性循环。这也是TB-4在试飞后便被封存的原因。同时，K-7和“高尔基”号则分别在1933年11月和1935年5月坠毁。后续型号因此被取消，许多技术人员被判有罪，最终在劳改营度过了余生。

三、欧洲上空的死神

　　但在西方的军事家眼中，这些红色巨人仍旧威力巨大。1934年9月24日，当“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试飞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陆军装备部门的普拉特将军差点打翻了桌子。在他的催促下，名为《军用远程飞机》的文件诞生了，要求大力研发大载弹量、大航程的战略轰炸机，它将成为美军航空发展的指导纲要。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种尝试纯粹是一种赌博，但有人热爱赌博，他们在宣传时用了一条简洁明了的口号，“轰炸机总会通过封锁！”而这条口号将伴随他们改变历史。

　　将时光回溯到20年前，也就是1914年，当西科斯基对“伊利亚•穆罗梅茨”的未来踌躇满志时，另一位伟大的设计师刚刚开始对飞行的热爱。当时，一位农民的儿子从集会的人群中站出来，开始了第一次天空之旅。接着，这个人便被飞机迷住了，并在1916年制造出了试验性的作品——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开始聚在他的麾下。这个年轻人就是波音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波音，他和他的团队将制造更大、更快、更强的飞行器视为一种责任。

在美国上空翱翔的YB-17，它是B-17“飞行堡垒”的前身，在开发初期，波音的设计团队不得不与技术瓶颈、官僚主义和经济危机同时展开斗争，是威廉·波音本人的鼓励最终促成了一代名机的诞生。

　　甚至当项目还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波音就独自进行着战略轰炸机的开发，尽管1934年的一起诉讼让他放弃了全部股份，但下属们始终相信他并尊重他的决定。他们的成果之一是波音299型，它配备了四台大功率发动机，极为坚固和灵活。在随后的几年里，技术人员不断对其进行改进，最后陆军航空队决定小范围装备这种飞机，并赋予了其YB-17的编号。在1938年5月的一次演习中，三架YB-17模拟拦截了距海岸线1126公里的意大利客轮“国王”号（Rex），表明只要指挥得当，战略轰炸机完全有能力奔袭上千公里对一个特定的目标进行准确打击——YB-17因此青史留名，后来成了B-17“空中堡垒”的前身。

两架与“国王”号并排飞行的YB-17，照片摄于第三架飞机之上，这次行动不仅证明了战略轰炸机的价值，也给了“国王”号的所有者——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一个轻蔑的讽刺。

到1940年夏，举世闻名的B-17已交付了近百架，只是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说，它们还是来得太少也太迟。1939年9月，世界大战爆发，空战很快从欧洲越过海峡，伦敦在1940年秋天遭遇轰炸，上千人死亡，而B-17数量有限，只能在大洋彼岸袖手旁观。一名老妇对《纽约时报》记者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请给我们战略轰炸机！”而丘吉尔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当我反复思考我们如何才能赢得战争时，我只看到了一条明确的途径……那就是用重型轰炸机对纳粹本土进行彻底的破坏和灭绝。”

飞翔在高空的“兰开斯特”轰炸机编队，该机由“曼彻斯特”轰炸机衍生而来，在英国人心中的地位与美国人心中的B-17等同。

1942年，报仇的时刻终于降临了。美军第8航空队的B-17和英国自行研制的“哈利法克斯”和“兰开斯特”相继投入作战，这标志着欧洲空战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些飞机装备精良、结构坚固，数十架一组排成整齐队形，在后方喷出明亮的蒸汽光带，看上去如同天空在燃烧。1943年7月28日，它们在汉堡制造出造成45000人丧生的“火焰风暴”，而令德国人羞愧难当的是，他们对这些飞机竟然无可奈何，在威廉港上空的一次交锋中，他们只消灭了一架B-17，但自身有7架战斗机被击落。

反映B-17遭遇攻击的油画。由于该机装甲厚重，因此德国飞行员只能重点狙击引擎、驾驶舱等几个位置，此外还必须小心密集的机枪火力。

　　德国飞行员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来迎战这些不速之客，他们发现“兰开斯特”的腹部没有足够的自卫火力，便经常从下方接近，利用倾斜式机炮猛烈射击；而另一些战斗机则以迎头攻击的方式冲向目标，如果能造成编队混乱或分散，就顺势抓住机会各个击破。在近三年的较量中，双方的损失交错上升，英国战略轰炸机部队二战期间一共有45000名机组成员死亡，再加上受伤与被俘的人数，总数超过了55000人，相当于全部服役人数的45%，美军的伤亡也大体与此相等，至于他们的对手则蒙受了更惨重的代价，到1945年，飞行时间超过300小时的德国飞行员基本绝迹，许多名噪一时的战斗机联队被彻底摧毁。

被完全摧毁的德累斯顿市区，1945年秋季从市政厅的尖塔顶部拍摄。

　　也正是因此，当1945年2月13日，皇家空军的1400架战略轰炸机涌向德累斯顿时，几乎没有遭遇有组织的抵抗，它们投下了65万颗燃烧弹，引燃的大火在300公里外都可以看到，第二天中午刚过，1350架美军轰炸机又用高爆炸弹攻击了铁路编组场，由于云层和烟尘的影响，这些飞机最终轰炸了一个比原计划大得多的地区，导致德累斯顿60%的市区毁坏，有3万具尸体被陆续从残垣断壁下抬出——战略轰炸达到了残忍的顶点。

四、“杀日本人啊，杀日本人”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战略轰炸机为胜利实现了锦上添花；而在太平洋战场上，它们则作为一种伟大的武器投入到漩涡中央，并以坚忍和牺牲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当日军袭击珍珠港时，第一批遭遇攻击的是B-17，它们被摧毁在了贝罗斯机场的尽头；在菲律宾，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刻，又是B-17奋不顾身冲向了日军的舰艇队伍；当1942年底反击的号角吹响时，它们在南太平洋沸腾的云海中上下翻飞，扫荡日军的机场和舰船。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浴血奋战的机组人员发现，任务的危险性正与日俱增。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被摧毁在机场尽头的B-17，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军雷达警戒哨之所以对日军攻击反应迟缓，就是因为它们把日本机群当成了训练返航的B-17。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毫不掩饰对国际法的蔑视：他们攻击受保护的医院船，扫射跳伞的飞行员，即使后者能侥幸活下来，被俘也意味着以一种更悲惨的方式死去——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肢解，而受伤者则通常就地活埋，当这些消息传回国内时，每一个善良的公民都被激怒了，他们要求对敌人进行最严厉的报复。

在完成了至少20次任务后，一架绰号“Thumper”B-29回到了波音工厂，号召员工积极购买战争债券。 

　　“杀日本人啊，杀日本人，你在后方努力工作，就是帮前线多杀日本人。”这条口号激励着波音公司生产线上的员工，这些伟大的男男女女最终完成了一项创纪元的杰作——“超级空中堡垒”B-29。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洲际轰炸机，它在问世时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庞大，而是一种压迫性的威慑和简单直白的暴力美学，它43米宽、20米长，机身相当于两层楼高，需要在地面滑行2400多米才能起飞，四台巨大的1600马力怀特18缸星型发动机驱动了它，使它在高空达到560千米的时速。首批竣工的B-29被送往了遥远的中国四川，任务是摧毁伪满洲国和日本南部的工业目标。由于交通不便，飞机的补给只能通过空运抵达，每运输一升的汽油都要消耗掉12升同样的燃料，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后来对日战略轰炸的组织者，柯蒂斯•李梅上校写道：“尽管这些行动建立在完全荒谬的后勤学基础之上，但我们还是像一群狼嚎叫着那样要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

反映B-29轰炸日本南部九州地区的油画，在1944年，曾有超过100架B-29被部署在中国，为修建基地，当地政府曾动员了29县的32万民工。

　　李梅战后说：“杀日本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我们的行动中被杀，因为只要日本人活着，他们就会战斗。”他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在塞班岛，30000名守军几乎全部阵亡，他们令美军付出了14000人的代价；而在硫磺岛，美军投入了60000人，伤亡超过了50%。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种精神有多么可怕，我们可以从1943年一具日军尸体的口袋中找到答案，上面写着这样的遗言：“我将在浓雾中带着微笑离去，我只期待死期的降临。”

　　这种精神让他们负隅顽抗，盟军的损失节节攀升，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此时投入B-29便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这首先将给支持战争的日本民众以教训，不仅如此，日本的军事工业又是相对分散的，因此采取无差别轰炸成了一种必需。

1944年，一个部署在关岛的B-29轰炸机分队准备启程空袭日本。

　　为证明这种观点，柯蒂斯•李梅雄辩地写道：“我们将会发现，在每个毁坏的民宅内都竖立着一台钻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参与进来，为制造飞机或其他军需物资而工作。我们知道，当轰炸一座城市时，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将被杀死，然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同时，他准备投放燃烧弹——因此如果时机适当，火焰将会摧毁大量的民房。对此，上级言简意赅地作出回应：“用B-29放手干吧，不过要取得战果。”

　　从1944年11月开始，B-29不断光临日本，在持续四个月后，进攻的高潮终于在早春的一天来临了。3月10日午夜刚过，300多架B-29抵达了东京，就在两天前，李梅曾幽默地告诉机组人员：“你们将要投下日本人前所未见的烟花。”多数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但燃烧弹落地的刹那，所有人都被自己制造的破坏震惊了。

几乎被夷为平地的东京，摄于1945年战争结束后。

　　隅田川的东岸是东京的下町区，那里是75万名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店主的家。在凌晨1点，B-29开始从低空突入这片地区，所有飞机携带了50万颗小型燃烧弹，它们每40颗一束盛放在筒状容器中，每15米投下一个。一位亲历者对当时的场面写道：“当它们落下时，从圆柱形弹体散落出的火球沿屋顶滚动，将所溅之处点着，一路席卷过这座木房密集的城市，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失控的火势吸收了地面的全部氧气并形成火焰风暴，其前锋所到之处，房屋几乎在瞬间消失。有的人潜入水中以躲避这一切，但这是无济于事的：水沸腾起来了，这些人就在自家门前的河里被活活煮死。

　　在这个月光明亮的晚上，东京至少有10万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亡，另有10倍于此的人受伤，100万人无家可归。在随后的几天里，B-29又相继轰炸了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烧尽了日本四座最大城市的中心地区，杀死了至少20万人。借助这种方法，这让李梅开始相信，也许未来无需坦克和舰艇，只要轰炸机出动就可以结束整个太平洋战争。

1945年8月6日飞往广岛前，“伊诺拉·盖伊”号（Enola Gay）的机长蒂贝茨上校在向记者招手，这个怪异的名字来自他的母亲——伊诺拉·盖伊·蒂贝茨，而不是说机组成员在性取向上比较特殊。

　　但梦想与现实是有距离的，就在李梅四下出击的时候，日本人仍然负隅顽抗。李梅还需要一种武器，一种足够改变历史的武器，而1945年7月试爆成功的原子弹将满足这种需要。7月26日，它搭乘一艘巡洋舰抵达了提尼安岛并开始组装，8月6日凌晨2点，搭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从当地起飞，目标直指本州西南部的广岛地区。作为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广岛由封建领主毛利辉元建立在沿海平原上，是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它的地位，让它逐步成为一座军事化的城市。“时间还早，清晨依旧温暖而美好。”一位医生这样写道，不知道审判的钟声已经敲响，许多市民也抱有天真的幻想，甚至当投放原子弹的飞机抵达时，他们仍然好奇地望向天空。

核爆后的广岛街头，摄于1945年9月。

　　B-29的弹舱打开了，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开始下落，迸发出相当于数万吨TNT的能量，在刹那间，鸟在半空中被点燃了，蚊子、苍蝇、松鼠和家养宠物因身体爆裂而死，数以万计的人当场死亡，在幸存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爆炸的火球如同陨落的太阳般发出闪光，映亮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最后轮廓。

如今，执行广岛原子弹轰炸任务的“伊诺拉·盖伊”号被保存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一位亲历者回忆道：“亮红色的火焰还在市中心烧着，像是燃烧的火炭……40来具粉红色尸体四散在100来米的地方，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一个年轻的母亲脸朝下扑倒，她的婴孩蜷伏在她胸前，看上去更像是一堆蜡像而不是人，整个城市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一个姑娘，看来是被动员到工厂做工的学生，向市中心走去，一路痛哭失声。”

五、核大棒上的尖刺

　　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战争进入了落幕前的倒数阶段。B-29的驾驶员范基尔克后来回忆说：“感谢上帝，我不会再被击中了。”这也是成千上万的陆军和海军官兵的想法。和平的确到来了，然而欢庆的人们无不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比以前更为安全。冷战降临在欧洲，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频频出现在热点地区，美国和苏联为研发新型战略轰炸机倾注了惊人的人力物力，因为在弹道导弹技术成熟之前，它们仍是直接打击敌国领土的唯一方式。

B-29与B-36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后者面前，二战最大的战略轰炸机简直如同一个侏儒。

　　在战后开发的战略轰炸机中，最强大的莫过于美国康维尔公司研制的B-36“和平使者”，康维尔的公关部门后来曾借助一篇文章来宣传他们的产品，比如该机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86吨，是B-29的三倍；其10台发动机能产生44000马力的功率，相当于400辆军用卡车；飞机装载的燃油足够一个内燃机车头绕地球行驶10圈；高空除冰系统能为一个拥有 600间客房的饭店提供足够的暖气，如此等等。到1955年后，略显老旧的B-36开始被B-52“同温层堡垒”取代，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744架，拥有在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几乎参与了从越南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内的所有军事行动，在冷战时期时刻有30架在空中巡航，全天候地保持着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到1980年代后，B-52的部分任务又被新研制的B-1B“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和B-2“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接过，它们反映了冷战后期最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在铁幕另一端，苏联则开发出诸如图-95“熊”、图-16“獾”、图-22B“逆火”和图-160“海盗旗”等产品，其中图-160大致与B-1B“枪骑兵”旗鼓相当，而图-16则是国产轰-6轰炸机的原型。

与B-2比翼齐飞的B-52（左），两者均参加了近些年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

正如历史上许多值得铭记的武器一样，战略轰炸机的诞生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它的衰落也是：是军事技术的最新变革，让它们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毕竟，弹道导弹可以穿过大气层进行核打击，而战略轰炸机却必须考虑突破敌方防空系统的问题；另外，高昂的研发成本也令许多政府难以承担，以美国B-1B轰炸机为例，它们生产了不足100架，但研发时间长达10多年，耗资368亿美元；隐身轰炸机B-2只生产了21架，开发耗时13年，总耗资则突破400多亿美元。总之，当优点变得不再符合战略诉求，而缺点又越发明显的时候，退出舞台也就成了战略轰炸机不可避免的结局。

如今，一个国家是否需要战略轰炸机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军事上是否需要；二是经济能力是否可以支持；三是技术水平能否达到。而这三点又仅仅构成了项目启动的基础，因为一些附属情况也必须考虑，比如周边国家的反应如何？国际政治平衡是否会被打破？有没有配套的武器系统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如此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只有美俄两国。

美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想象图，由于近些年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该项目能否“修正正果”仍然不得而知。

　　当然，在特定的时期，这些空中巨兽在国际舞台上仍有着特殊的作用，它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证明，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当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之时，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将B-2轰炸机的基地从本土迁移至关岛；而美俄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时，图-95“熊”式远程轰炸机就会出现在美军的防空识别圈中，似乎是在显示俄罗斯仍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对手。总之，它们仍然存在，并且始终在行动，而仅这一点就足以提醒人们，只要世界存在着对抗，从天而降的毁灭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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