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堑壕里的死神 机枪简史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游民星空专栏作者 文/最后的防线】

　　19世纪，曾有人天真地认为，如果人类能制造出一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那么世界便不会有战争——因为没有人敢再发动战争。1860年后出现的机枪让这些人看到了希望，但事实却是，它从开发之初便不是一种用来消灭战争的武器：它满足了发明者摆脱贫困的愿望，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并杀死了更多人，同时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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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装的先知

　　如果为机枪的历史规定一个上限，人们都会说大约是150年前，那时它的先驱理查德·加特林（Richard Gatling）正面临中年危机，希拉姆·马克沁（Hiram Maxim）则在为生存奔走，同时，科学也处在它的青涩年代——此时的它故作矜持，自视清高，还没有来得及跟商业资本苟合。

理查德·加特林（1818-1903），机枪历史上的第一位先知，他的天赋从少年时代就表现了出来，但发明杀人工具才真正令他名垂青史。更讽刺的是，尽管在内战中立场倾向于南方，但他销售机枪的第一桶金却是从北方的林肯政府手中获得的。

希拉姆·马克沁（1840-1916），他生于一个下层社会家庭，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并过早承载了生活的负担，根据好友的描述，年轻时的马克沁更像一个“悲伤的老头”，但机枪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张晚年拍摄的照片中，磨难的印记已经从他身上消退了。

　　于是，日子是艰难的，科学不能成为显学，不放弃原则的发明家也生活拮据。早年，加特林学习过医学，发明过一种水稻播种机，投资过铁路——他相信这些可以使人的生活更美好，然而他却从中获利甚微。马克沁也一样。他出身卑贱，每天工作16小时。他们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继续前进，没有人会指责他们，因为他们的名字根本就是无人知晓的，贫困使他们愈发窘迫。

　　19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灵感正在加速迸发，贫困的发明家不胜枚举，但作为机枪开发的先驱，加特林和马克沁后来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是他们在机械制造领域才华横溢，而且还是商业市场上的先知。在考察了各个行业之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各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队是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其兴趣在于获得最先进的武器。同时，贫困又令他们近乎绝望，于是当希望突然出现时，他们便把原先服务社会的信念全部抛之脑后。

在1860年代的专利申请书中的加特林机枪，注意其枪管后部的摇柄，转动它，机枪就会连续开火。

马克沁机枪的结构图，其中作者特意同沙皇军队装备的多管排枪（右上）进行了对比。下图右侧粗长的筒状物是水冷套筒，作用是防止枪管过热。本照片来自一本俄国军事教科书。

　　他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自动武器的研制上。加特林在1861年拿出了机枪的原始设计，而马克沁的杰作则诞生于1883年，在结构上，两者有许多差异，比如前者拥有六根枪管，在操纵时，射手通过摇动曲柄带动枪管旋转，当枪管转到某个特定位置时，弹药将被击发，枪管旋转一周就有六颗子弹喷射而出，每分钟的射速能达到200发；而后者更紧凑，只有一根枪管，利用子弹喷发的火药气体和弹簧自动完成开火循环，射速能达到600发/分，在构思上与加特林也截然不同。

　　在19世纪之前，各国军队主要装备单发枪械，比如燧发枪和火绳枪，它们并不准确，操作过程冗长。尽管从15世纪开始，工程师们便为提高武器的火力密度进行尝试，并制造出了“管风琴枪”（Rebaudequins）和多管排枪等武器，但这些发明都缺乏实用性——因为制造枪炮那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手艺。这些枪械大多依靠燧石或火绳击发，每支枪管的正常发射率不足50%；而火药的不稳定性和铸造技术的落后，又容易导致枪管损坏甚至炸裂，令武器沦为操纵者的死亡陷阱。一本1718年的小册子写道：“不要恐惧，我的朋友们，这种可怕的枪，只会伤害射手。”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此外，由于不能自动装填，多管排枪的平均发射速度较单发武器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

18世纪，波兰制造的20管排枪，现藏于华沙的波兰国立军事博物馆，守城战中，一挺多管排枪可以控制一座城门或街道，但这种武器的威力却受到了装填速度的限制。

　　然而在这些“原始机枪”身上，却体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想法，即开发某种性能极端优秀、足以主宰战场的武器。随着时间进入19世纪，科学技术已得到了长足发展，机器生产在各国普及开来，它们取代了老眼昏花的造枪工匠，并令产品变得愈发可靠和精密。至此，一切条件已经成熟，在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少量运气的帮助下，加特林和马克沁先后带来了他们的发明，并引发了一场军事变革，因为他们的机枪比其它武器领先了一个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机器。

　　机枪的革命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作为作战武器，它是自动化的，就像自动绞肉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扳机启动，便能连续地、无需照看地运转，你需要的只是提供原料——子弹；同时，它在某些方面又和车床类似，它需要装配，需要调整俯仰角、改变螺丝的松紧，这些操作都是有技术含量的，但就像工人能迅速投入岗位一样，经过训练的射手也能很快胜任所有工作。

马克沁在他的机枪前，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对这位发明家揶揄道：“我认为，马克沁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他，更多的人不用承受老死病榻的痛苦。”

　　机枪的威力自然堪称惊世骇俗，但和历史上许多的新发明一样，它从诞生之初便面临着保守势力的抵制。当机枪问世时，并未受到军方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军方不想打仗，也不是其存在巨大的缺陷，而是早期机枪对他们的信仰构成了挑战。长期以来，他们认为战争应当是光荣的骑兵冲锋和热血的刺刀相向，毕竟这些战术已经通行了上千年，假如一挺机枪真的能在3分钟内消灭一个营的士兵，那么他们信奉的爱国主义、战斗意志和荣誉感又将被置于何地？于是，很多素不相识的高级军官站在一起反对机枪，就像16世纪，挥舞宝剑的骑士曾诋毁火枪是一种“不道德”的杀人工具。

二、锋芒毕露

　　为了证明自己的发明足以应对任何诬蔑，加特林到处进行游说和兜售。在一次比赛中，100名普鲁士步兵和一挺加特林机枪共同射击800米外的标靶。一分钟后，裁判们来到了靶标前——发现100名步枪射手共射出子弹721发，只有196发命中；而加特林机枪发射了246发，却有216发命中。这些裁判显然知道自己有幸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降临，但守旧让他们选择了抗拒，他们默然无语并做出决定，暂不从加特林手中购买任何武器。

19世纪末，法军装备的加特林机枪，尽管这种武器可以由多人机枪组携带，但可爱的法国人还是为它配备了炮车，因为在后者的分类中，它应当被算作一门火炮。注意伸出的机枪支架，它使机枪能伸出矮墙或堑壕发射。

　　因此，机枪前半段的历史与其说是开拓史，不如说是营销史，它的主线是员工如何帮助公司扩展市场，而无原则的兜售，又迅速扭曲了这种武器的地位——它对准的不只是敌国的军人，而更多是本国的民众。当加特林机枪问世时，美国陆军只购买了10挺，同时《纽约时报》却购买了三挺，因为报社相信，机枪可以防止对新闻不满的读者示威。同样，推销员还说服了工厂老板和警察，让他们学会了用弹幕驱散罢工工人和抗议群众。

　　马克沁的机枪问世更晚，但经历并无不同。尽管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军方的决策者们仍然显得麻木不仁，他们无视机枪，不明白后者已经终结了传统的、集群冲锋战术；而在新兴的亚洲和美洲市场，销售代表们也屡战屡败，因为它太先进了，很难被思想落后的人们理解。

　　一个耳熟能详的桥段是这样的，无论真实与否，但很能反映落后国家上层人物的抵触心态：据说，在1884年的的一次展示中，马克沁机枪在满清大臣李鸿章面前一口气打出了300发子弹，但李鸿章只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样要打掉多少钱？太贵了！”最终，清朝只买了一挺回去研究。就在十年后，李鸿章便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完全被近代化的日军压制，赔款高达2亿两白银。

马克沁和两名中国官员在被机枪拦腰打断的树干前合影，尽管这张照片无法证明前面桥段的真实性，但毫无疑问，是对现代化浪潮的迟钝，让天朝在19世纪下半叶输掉了每一场对外战争。

　　命运关上一扇门，便会打开另一扇，马克沁机枪在欧美和亚洲遭受了冷遇，但在非洲找到了兴旺发达的土壤。那是一个贪婪和扩张的年代，野心家、冒险家和亡命徒竞相涌进这片蛮荒大陆，寻找发财和出名的机会。在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他们和土著的交战互有胜败，而马克沁机枪的到来对这些人无异于雪中送炭。作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在《机关枪的社会史》中写道：“少数几个白人，无论是掠夺者还是梦想家，平民还是士兵，仅凭军械库里的机枪，就能肆意嘲弄非洲人的反抗，并将他们制定的规则强加于整个非洲。”南非的祖鲁人（Zulu）对此必定体会深刻，作为当地最剽悍的部落，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曾成功抵挡了西方的入侵：他们的儿童从六岁开始训练，极为强壮和彪悍，成年士兵在崎岖地形中的行进速度能达到每天95公里。但在1893年，英国殖民者在罗得西亚（Rhodesia）与祖鲁人交战。一支50人的英军小分队用四挺马克沁重机枪便击退了5000名祖鲁武士，并杀死了其中的3000人。很快，祖鲁人的命运成了整个非洲土著群体的写照，因为机枪的到来，他们元气大伤，并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流离失所。

1887年的一次“远征”中，亨利·斯坦利爵士在操纵机枪，因为这种武器，他们在探险中有恃无恐，并不断传出各种丑闻，其中最骇人的一条是这样的：一个探险队成员买了一个11岁的女童，并把她送给食人族，同时把女童被食的过程用文字和素描进行了详细记录。

　　然而，这些杀戮却没有给国内造成多少影响，毕竟来自非洲的消息是很难受到关注的——在欧洲人眼中，那些死去的人甚至不能算作人，他们螳臂当车，竟然抗拒文明，因此用机枪杀死他们简直是一种责任。不仅如此，欧洲人还忽视了机枪的杀伤力，毕竟在那个年代，又有谁会愚蠢地建议，“高贵的”欧洲人该从非洲人的不幸那里学到点什么呢？

三、前线绞肉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士兵们欢呼着奔向战场，坚信冬天到来前就能回家，但他们错了。在战争的第一年，各方阵亡人数就突破了60万，其中机枪包办了其中的80%。总之，施虐者成了受虐者。在接下来的几年，机枪的轰鸣此起彼伏，一个亲历过前线作战的英国士兵写道：“我向前进，我们在一个像毁坏的蜂巢般的地面上来来往往，我这一波被击溃了，第二波涌上来也被击溃了，然后第三波像前两波一样被击溃了，第四波慌张地撞上了其它攻击波的幸存者。”他是在描述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之战，头一小时，很可能是头几分钟，就有21000名士兵死亡，许多连队在顷刻之间报销，而在第一天里，就至少有60000名士兵丧命。

一张非常著名的一战照片，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期间，两名英军机枪手在操纵他们的维克斯MK.I机枪，由于连续发射，其弹带在镜头下已显得模糊。注意这两名射手都佩戴了简陋的防毒面具，同时右侧的主射手还穿了一件带皮制垫肩的军服。

　　此前，将军们这样向士兵许诺，只要凭“坚定的决心”和“超凡的勇气”，他们就一定能赢，但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煽动，因为在战场上，和想象的完全相反，机枪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索姆河畔的7月1日，仅120挺机枪便让士兵成了沙场上的配角。当这60000人的勇气、希望、进取心被几十万发子弹无情打碎时，战争就永远不可能受主观意志的支配，或成为英雄主义的史诗。

　　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因为机枪而残酷，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机枪只是战争的硬件，是工具，是次要的杀人机制，而真正关键的因素是深藏不露的，它们充当了世界大战的软件包和驱动程序：现代法律体系孕育出兵役法和动员法，它培训出操纵机枪的专业人员，同时用少年和大叔补充着被射杀的炮灰；保证这些法律履行的机构是现代官僚系统的衍生品；配套的弹药来自工业流水线；近代的军事指挥体系则决定了这些杀人工具的部署。同时，以上要素又合乎逻辑地彼此联系起来，最终结果是让军事学变成了数学，当年，将军们的决策遵照的实际按以下的套路进行：“是进行一场进攻战，并被机枪射杀10万人，还是组织防御，并被炮弹打死6万人？”就这样，人沦为了数字。

一战期间，准备向德军发动冲锋的英国步兵，注意最右侧的士兵已经被一颗飞来的机枪子弹打中。

在西线，一个德军机枪组正在向逼近的协约国士兵还击，注意他们使用的是一挺MG-08/15，它是马克沁重机枪的轻量化版本，同时也是轻机枪的前身。

　　不过，机枪和它主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有许多理由让人怀念，因为那时机枪杀害的只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政客们也没有炮制出敌国的妇孺和敌军士兵一样危险的说法，或者捏造出有必要将这些人赶尽杀绝的理论。它的本质是无情的，但双方却装作是克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机枪和它代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令人厌恶的残暴，但在我们现代人眼中，这些充其量是屏幕上的一小块瑕疵。

1930年代，一个苏联红军机枪班在训练场合影，他们使用的马克沁机枪仍是内战和一战时期的武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新枪型号众多，但其中却少有革命性的改进。

　　一句话：机关枪，它的发明，它的制造，它的演进，它的杀戮，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产品。当一战结束，各国陷入萧条，它也自然进入了发展的低谷期。毕竟，战争已经喂饱了军火商，当瓜分完战利品之后，他们便满意地相互告别了，同时滞销的产品则被倾销到了亚非拉美，开发下一代产品是毫无意义的。

四、荣光远去

　　此时机枪虽然或封存或四散，但仍阴魂不散，因为下一场战争的种子已经埋下。《凡尔赛和约》自作聪明，要求德军只能保留1926挺机枪，其余的必须销毁，据说此举可以使欧洲远离战火的威胁。但讽刺的是，在1920年代，谣言的主题之一便是德国人如何隐藏本该销毁的机枪，其中最荒诞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们的婴儿车只要按照特定步骤重新组装，便能再造出一挺来，失败的德国军队也随时有可能凭此卷土重来。这个说法当然不值一驳，但谣言中总有30%的真相，而这30%的真相，正是德国的重新武装正在悄然进行。

　　当纳粹党上台之后，德军开始研发比马克沁威力更大的武器。在一战末期，曾经出现了便于转移和部署的轻机枪，这种武器在威力上较重机枪略差，但进攻者可以携带它，并由此随时获得火力支援。而德军研发的MG-34正是结合了轻重两种机枪的优点。它虽然牺牲了口径和威力，但却是灵活的、精悍的，同时也是廉价的，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实用的通用机枪，一款专为“闪电战”制造的致命武器。

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期间，使用MG-34向苏军开火的德国机枪小组。

　　在1939-1942年，纳粹大军横扫了欧洲，每个步兵班几乎都有一挺MG-34。在1942年以后，MG-34被MG-42替代，它是盟军士兵的梦魇。MG-42，全重11.57公斤，使用250发的弹链或75发的弹鼓，平均射速高达1200发/分，被称为“希特勒油锯”或“淋病注射器”，是一个真正的怪物。但与其极富重金属风格的设计相比，最令人难忘的是它的声音——直到战后，许多幸存者仍对那如帆布撕裂般的子弹发射声印象深刻。

1944年春，在比利时的训练场上，一名机枪手正携带MG-42穿越铁丝网，他可能只有17岁，来自著名的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装甲师。

　　只是科技的演进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众多新服役的武器让机枪不再独领风骚。坦克在一战期间专为突破壕沟设计，战场表现并不十分可靠，但到二战时已是进攻的利器；一战中的空军只是双翼战机的大杂烩，但到20多年后已成为战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并不是装备MG-42机枪的德国人或“歪把子”机枪的日本人，而是手持捷格加廖夫机枪的苏联人和肩扛勃朗宁机枪的美国人，因为在后两者的军队中，每一挺机枪背后都是不计其数的飞机和坦克。不仅如此，在资源匮乏的德国，MG-42的射速与其说是一种优势不如说是一种诅咒，其对资源的占用是如此惊人，以致原型枪在10分钟的测试中就发射了10000发，相当于一个中型兵工厂一天的产出。

1941年在列宁格勒，蜷缩在堑壕中的苏军士兵，注意他身旁的捷格加廖夫机枪，这种武器只有65个零件，巨大的弹盘是最醒目的特征。这种机枪也伴随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的每一场战斗。

1945年在冲绳，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向日军射击，尽管其操作的勃朗宁重机枪陈旧落后，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整场战争。

　　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终结了二战，但对机枪来说，它的新一轮扩散只是刚刚开始。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的地区，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在东南亚，法国人用德国人的机枪对抗越南人；在远东，土耳其人为了美国人的利益用英国人的机枪向志愿军的阵地开火——这些句子的拗口程度充分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此外，这轮扩散不仅反映在地域上，还反映在使用者上，机枪在战后不再是军队的专利，而是大量流向了私人和民间，如民兵武装、犯罪分子，甚至是热爱军火的普通民众。总之，核导弹都放在发射井里，但机枪每时每刻都在杀人。

　　虽然经典的机枪只在世界大战中产生，但这不妨碍各国研发出性能优秀的装备。比利时的FN-MAG机枪、“米尼米”机枪和联邦德国的MG-3及HK-21型通用机枪在世界军火市场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在铁幕两侧，美国的M-60和苏联的PK机枪则遥相呼应——选择哪种武器也决定了你在“冷战”中的站队。前者象征了西方世界，使用北约通用7.62毫米子弹且结构紧凑，虽然它瑕疵很多，比如最大射速仅550发，重量超过了10公斤；苏联的PK机枪及其改进型则以各种名义运往第三世界，并为华约国家大量仿造，它们其貌不扬，但廉价、坚固、可靠——就像是制造出它们的俄国工人。同时，还有一种机枪臭名昭著，它装备在美军的装甲车和直升机上，绰号是“Minigun”——因为每分钟能发射5000-6000发子弹，这样一挺机枪的威力与一门火炮同等。尽管它的运转是靠无限的弹药供应支撑的，但美国有的是钱。在越南战争中，是纳税人的钞票和越南士兵的血共同成就了“Minigun”的名声。

以上三张照片摄于1968年，美军的一架AC-47炮艇机正向越南西贡（Saigon，今胡志明市）郊外的目标怒射，曳光弹的弹道在半空交织出一张死亡之网，让加特林机枪成为每个北越士兵心中的噩梦。

　　当然在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枪不再主宰战场，毕竟现在的大兵们有了精确制导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帮助，而不用再像一战时那样，迎着弹雨穿越宽广的无人区。但机枪深入人心的形象却是无法被抹消掉的，毕竟，我们不知道“Minigun”或M-60，但知道终结者和兰博曾使用过它；我们无从亲手操作PK机枪和“米尼米”，但在《使命召唤》里肯定能可以见到它们。至于作战单位中，机枪手仍是步兵班的核心，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将注定无法动摇。

在《使命召唤：黑色行动》“沃尔库塔”（Vorkuta）一关中登场的便携式加特林机枪，它在游戏中被命名为“死亡机器”，类似大开杀戒的场景在《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莫斯科机场一关中也有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机枪威力的崇拜和信任。

　　总而言之，在军事变革领域，可能找不到像机枪一样影响如此巨大的案例，它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来到人间，改变了作战的方式，还间接催生出更强大的战争机器，比如“陆战之王”坦克和在空中翱翔的战斗机。从这种意义上看，它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朽的武器，至于它何时退场，没有人能说清，但只要有人热爱战争（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这柄“死神的镰刀”就一直会不停挥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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