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脑游戏人文关怀：MMO退位 休闲游戏取而代之_3DM单机

    人们打通《超级马里奥兄弟》第一关平均用时1分30秒，《愤怒的小鸟》第一关却仅需10秒。这就是现代游戏的核心理念之一：让玩家最快、最简洁地获得一定成就。

    编者按：游戏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俄罗斯方块》到《开心农场》，从《植物大战僵尸》到《涂鸦跳跃》，从《愤怒的小鸟》到《Draw Something》，全世界玩家为之寝食不安，日夜奋战。

    然而，游戏的“无脑化”倾向正在日益凸显。事实上，从《俄罗斯方块》诞生的那天起，“无脑”基因已经融入了整个游戏产业的血脉中。《光环》、《使命召唤》等大型游戏虽称不上阳春白雪，但已渐渐缩水为少数“高玩”的特有爱好。另一方面，以《开心农场》和《愤怒的小鸟》为代表的手机游戏依靠社交网络和病毒式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

    更加吊诡的是，许多玩家清楚地知道这些无脑游戏几乎毫无意义，只不过是简单动作和微小成就的无限循环。但他们却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人格分裂：一边痛骂“无脑游戏”，一边掏出手机，打开《愤怒的小鸟》，再发射几只小鸟，看看能不能打出“New High Score”。

    抛开一切高尚目的，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涂鸦跳跃》等简单小游戏大行其道，契合了人们通过小小努力，即可获得一定成就和奖励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脑游戏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

    《纽约时报》对“无脑游戏”和整个游戏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调查和解析。这是一个巨头与“屌丝”齐飞、“无脑”共关怀一色的奇异世界。

    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无脑游戏

    1989年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土崩瓦解，而“柏林墙”倒塌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德国即将冉冉升起。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远东，日本的任天堂 (微博)公司却通过一款名为“Game Boy”的掌上游戏机，跨越大洋，为美国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解放”。玩家们从此不必前往乌烟瘴气、拥挤不堪的游戏机厅找乐子，这个小小的塑料盒子足以让他们更加轻松地获得娱乐。

    与Game Boy一起发售的是一款名为《俄罗斯方块》(Tetris)的小游戏。这款游戏是如此简单：形态各异的方块组合从天而降，玩家需要及时调整方块的姿态，并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消除一整行的方块；它又是如此令人上瘾，无数玩家在“砌墙”和“拆墙”的无限循环中挥洒着青春年少。它甚至带有一点哲学色彩：你的目的是消除方块，也就是“拆墙”；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你首先需要“砌墙”，也就是努力让方块填满一行——目的与方法在矛盾中实现了统一。

    这是游戏与平台的完美结合：《俄罗斯方块》的图形界面足够简洁，可以在Game Boy的灰阶显示屏上顺畅运行；它的方块移动速度足够慢，不会造成拖影；它的操作方法足够简单，玩家可以随时随地玩上几局。Game Boy套装总计售出7000万套；无论是在早餐餐桌上，还是在银行排队中，总能看到有人沉浸在“拆墙”的游戏快感中。

    一种传统由此诞生——无脑游戏(stupid games)。之所以给出如此称号，一半是事实描述，另一半则是对于浪费在这些游戏中的宝贵光阴的痛悔。在《俄罗斯方块》诞生后的三十多年里，这款游戏及其“子孙后代”——包括《愤怒的小鸟》、《宝石迷阵》和《水果忍者》等占据了我们的口袋和大脑，并革新了整个视频游戏产业的生态模式。

    我们正身处一个好坏参半的、充斥着无脑游戏的世界。

    夸克级人文关怀

    游戏研究专家通常会指出，游戏能够反映社会背景和现实。例如，《大富翁》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它很好地迎合了人们期冀一夜暴富的心理；《Risk》诞生于50年代，折射出整个社会对于“冷战”的忧虑；《Twister》要求参与者扭转身躯、四肢着地，按在游戏板上的特殊区域，玩家间的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与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不谋而合——有人将其称为“高难度性爱”。

    《俄罗斯方块》的诞生具有天时地利：它生于1984，出生地是苏联的一个计算机实验室。它的玩法反映了苏联的冷酷现实：玩家面对的敌人不是怪模怪样的恶棍，而是一种无法形容、无法理喻、汹涌连绵、压倒一切的可怕力量；玩家所能作出的唯一抵抗，是无限重复、毫无意义的排列组合。它是官僚主义的精粹，是毫无目的的徒劳，是无法逃避的牢笼。它的精妙之处在于湮灭了自由意志——它的徒劳无功显而易见，但人们却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旋转、排列、累积和消除方块。与所有的无脑游戏一样，《俄罗斯方块》是一种自我惩罚强迫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方块》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级人文关怀。

    《愤怒的小鸟》继承衣钵

    在《俄罗斯方块》横空出世25年后，一家几近破产的芬兰游戏公司再一次实现了游戏与设备的完美融合：这家公司名叫Rovio，这款游戏名叫《愤怒的小鸟》。游戏方式很简单：用弹弓发射小鸟，消灭躲藏在各种掩体中的绿猪。它的基本理念完美契合了方兴未艾的触摸屏技术，又以简单的操作、幽默的风格牢牢攥住了众多休闲游戏玩家的手指。

    短短几个月，《愤怒的小鸟》成为iPhone上最流行的游戏，并很快向其他平台扩张。如今，这款游戏的下载量已超7亿次。它还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Rovio已经拍摄了《愤怒的小鸟》主题电影，卖出大量印有各色小鸟和绿猪的T恤和拖鞋，甚至计划建设一座主题公园。就连我家附近的一处修车店也打出招牌：“修车即送《愤怒的小鸟》签字笔。”

    Rovio最新推出的《愤怒的小鸟：太空版》大幅修改游戏玩法，并联手沃尔玛、T-Mobile、《国家地理》杂志、MTV和NASA进行推广。该公司甚至在国际空间站中拍摄了一段游戏宣传片。

    《愤怒的小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方块》。每当整个社会遭遇源于经济、政治或存在感的冲击或焦虑时，人们就会纷纷拨动数字产品的念珠，试图从中寻求安慰。

    iPhone推波助澜

    我一直拒绝购买iPhone，因为惧怕它的游戏的力量。我把人生中的最好时光花费在了视频游戏上：整个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期，我接触了从《超级马里奥兄弟》到《真人快打》的各种游戏，成为高手并沉迷其中。它们陪我度过整个青春期：当我开始脱去婴儿肥时，任天堂的灰阶显示屏游戏机开始进化为64位主机；当我开始变声时，视频游戏的单调音轨开始被立体声取代；当我的社交圈不再局限于几个儿时好友时，整个游戏产业也在向全新领域拓展，成人和情色内容渐成风潮。

    在年近二十时，我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彻底告别视频游戏。我意识到，它们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我希望把时间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书本上——事实上，与沉迷游戏相比，这是一种更容易被社会认可、更安静的逃避方式。我完全“戒除”了游戏，生活也变得更开心、更富有成效。

    然而，正当我在成年生活的黑暗森林中摸索时，iPhone闯入了我的人生，并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它不仅是一部手机，不仅能拍照、导航、上网，更能充当一台掌上游戏机，其性能是我玩过的所有游戏机的三倍。我的妻子从来不玩游戏，但在购入一部iPhone后，她立即成了“资深玩家”，整天玩一款名为《Words With Friends》的社交拼字游戏。不久后，她开始和世界各地的玩家同时玩6到10款游戏。有时候，我正和她说话，她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就会立即转移注意力，掏出手机，看看是否有玩家向她发出了新的挑战。

    一开始，我试图对此保持幽默感，敬而远之；但不久后，我的高尚姿态就走到了尽头。大约1年后，在竭力抵挡文化浪潮而惨遭失败后，我购买了一部iPhone。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买一部带摄像头的手机，好给孩子们拍照。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只用它看电子书、发送电子邮件和拍照。然而，我下载了一个国际象棋游戏。我安慰自己说，这是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但事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的那颗游戏狂人的心宣告复活。我下载了一些弱智的三俗游戏，随后又开始玩《宝石迷阵》，最后终于买下了《Little Wings》和《植物大战僵尸》。它们占据了大量业余时间。妻子拿我之前面对游戏时的高姿态开玩笑，我对之有种莫名的气愤。

    视频游戏终归回到了我的生活。

    沉迷于无脑游戏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过去几年间，数百万用户被卷入这一漩涡。正如硅谷风投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对《名利场》杂志所言：“这些游戏不适合所有人，确实如此;然而，它在‘老少咸宜’方面超过了其他任何产品。”Rovio透露，2011年《愤怒的小鸟》玩家平均每天在这款游戏上花费2亿分钟。然而，这些游戏时间的品质如何，其中有多少充满乐趣，均不得而知。

    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很喜欢玩无脑游戏。例如，骰子的历史比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长。古埃及人玩一种名为“Senet”的游戏，考古学家认为这类似于西洋双陆棋。人们还发明了“剪子石头布”、井字游戏、西洋棋、多米诺骨牌和纸牌——它们都是规则简单的抽象游戏，却又能变幻出无穷可能。其中，国际象棋称得上是“无脑游戏之王”——它是如此无脑，以至于只有天才才能玩得好。

    另一方面，无脑游戏又是一种见缝插针的活动。它们往往穿插于其他事情的间隙。与其说它们是日常活动之一，倒不如说是日常活动的补充;与其说是一种追求，倒不如说是从孜孜以求的梦想的短暂逃离。例如，当你打开手机查看日程，发现还有40分钟才需要出发时，那么不妨再去发射几只小鸟，消灭几头绿猪。

    大型游戏退位，无脑游戏驾临

    过去25年间，人们很容易找到这些手机休闲游戏的替代品。游戏产业的运作模式与好莱坞很相似：大型公司致力于推出重量级游戏，它们就像“暑期档”的电影大片，主要为主机平台量身定制，包括PlayStation和Xbox等。为了吸引年轻玩家，这些游戏通常是战争题材，以炫目光影和爆炸效果著称。一款重磅作品的开发预算可能高达2500万美元，会有数百名开发人员为之工作，还会有5000万美元的市场推广费用，在发布时广泛造势。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1996至2005年，全球视频游戏营收翻了一番，中流砥柱包括《光晕》、《魔兽世界》、《使命召唤》和《战地》系列游戏。

    然而，这种好莱坞式的产业模式也存在缺陷。由于耗资巨大，耗时极长，游戏界形成了保守、规避风险的文化。几乎每款产品都拘泥于模仿、续篇、前传、后传，乃至后传的后传。例如，《光晕3》之后还有一款全新游戏《光晕3：地狱伞兵》。另一方面，微软、EA和Rockstar等巨头形成垄断优势，独立游戏开发商几乎没有出头之日。

    2007年，iPhone登场。开发游戏变得如此简单，通过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进行销售也很容易。独立游戏开发商从此不必再依靠博客的口口传播，他们突然获得了接触全体用户的全新渠道——不仅面向硬核玩家，也面向他们的家人、邮差和大学教授。消费者不再需要购买游戏机币，不再需要紧盯着Xbox 360，只需要在口袋里放一部iPhone，即拥有了一台设计精巧的移动游戏机。

    这对游戏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主机时代，用户喜欢把主机充当家具的一部分，并与电视机相连接。这意味着玩家常常在起居室玩游戏。相对应地，游戏的内容以解谜、战争和即时战略为主，更大的空间意味着操作的自由。

    手机游戏的开发模式完全不同。iPhone的显示屏大小与纸牌相当。它不依赖传统的物理摇杆，而是能够对用户的各种操作——戳、滑动、点击等迅速做出反应。这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游戏类型：《俄罗斯方块》式的简洁，非连续的游戏时间，随时随地可玩，无需指导即可很快上手，适合一切层次的玩家。它们称得上“纯粹的游戏”：通过设计完美的微系统，将玩家直接带入游戏快感中，不提供大段的文字叙述以免分散玩家注意力。一个有趣的比较是：玩家平均需要花费1分30秒才能打通《超级马里奥兄弟》的第一关;但在《愤怒的小鸟》中，这一时间被缩短至10秒。

    在我玩过的所有无脑游戏中，最令我上瘾的是一款名为《Drop7》的游戏。这款游戏将《俄罗斯方块》和《数独》融为一体。我花了几天时间搞清楚基本玩法，又花了几周找到了一些技巧，很快我又进阶为高级玩家。它挤占了我洗盘子、给孩子洗澡、与亲戚聊天、读书看报甚至写作的时间。它是麻醉剂，是逃生舱，是呼吸管，是给我毫无意义的安慰的医生。我发现自己彻底上瘾了：每当打开游戏，点击“新开一局”时，我总是在想“不能再玩了”。可是，每次都事与愿违。不仅如此，我还向妻子、家人和朋友推荐这款游戏。我甚至不分时间和场合地玩《Drop7》：凌晨3点，我在玩游戏;与母亲争吵后，我在玩游戏;在得知陪伴我12年的狗狗得了癌症，很可能死去后，我还在玩游戏。

    我想要弄清楚，这样一款小游戏，是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我的生活中生根发芽、进而掌控一切的。于是，我给《Drop7》的开发者弗兰克·兰茨(Frank Lantz)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与别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名为Area/Code的小公司，目前已经被无脑游戏巨头Zynga收购。我想问他：无脑游戏的秘诀是什么?我为何沉迷其中?《Drop7》是如何接管我的大脑的?但是，我首先问他是否认识别的年轻设计天才，也就是那些忙着开发无脑游戏，期冀成就下一个《Drop7》、《愤怒的小鸟》或《宝石迷阵》，却尚未被业内巨头相中的人们。

    兰茨回复了我的邮件，只有四个大字：扎克·盖奇(Zach Gage)。

独立游戏

当我走进他的公寓时，扎克·盖奇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房间的杂乱道歉。他刚刚在房间的一角组装了一台怀旧风格的游戏街机，外观与1980年代初的产品几无二致，但它的屏幕是一台硕大的Mac显示器，木板外壳中包裹着一台Mac Mini主机，这意味着这台怪异的设备能够玩超过3000款游戏，既有《太空入侵者》、《吃豆人》等经典名作，也有盖奇和他的朋友在过去两年里一起开发的独立游戏。他们没有预算，而一些产品从想法变成成品只用了几小时。

盖奇把这台街机称作“迷你游戏圣殿”。他花费了大约6周和1000美元来组装它。他从香港订购了各种零件，剪切了约100根线材，还开发了一个软件，为按键指定不同的功能。他不得不弄清楚日式摇杆和美式摇杆的区别：前者精准、灵敏而脆弱，后者十分“皮实”，能够承受玩家缺乏技巧的暴力操作。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出于对技术的深深热爱。盖奇生于1985年，比《俄罗斯方块》的诞生晚了一年。他是在任天堂和Xbox主机的伴随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在他的想象中，街机的全盛时代是这样一幅场景：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的游戏厅中，亢奋的人们在一排排街机前保持相同坐姿，用一枚又一枚的游戏币，把自己倾注到数字世界中。因此，他自己造了一台街机，试图理解这种狂热，并从中获得许多惊人想法，让我很难相信它们竟出自这个年仅26岁、事业只存在于网络上的年轻人。

“组装好这台街机后，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痛恨互联网。”盖奇说，“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互联网以及它对游戏的推动——它一直很棒。但是，它在许多方面又很糟糕。街机完成了大量精巧的工作，我们却从未予以褒扬。它的构造蕴含了社会心理学的许多理念。”

他举例道，Xbox只提供了少数几款能够与家人一起玩的游戏。“再也没有人设计这样的游戏了，”他说，“这很糟糕。”

盖奇是一位独立游戏设计师。与Rovio和Zynga等巨头相比，他就像凤凰传奇遇到了柏林爱乐乐团，或是刀郎遇到了贾斯汀·比伯，无论是人气还是资源都不在同一个宇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工作，留了长头发和络腮胡子。大多数情况下，他开发游戏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偶尔也会与朋友合作。有时候，他会沉浸到研究中长达数周之久。最近的一个研究课题是为何人们喜欢玩单词类游戏，如《Words With Friends》和《Draw Something》，这是盖奇一向讨厌的类别。他花了两周时间玩《Bookworm》、《Words With Friends》和《Wurdle》，结论是这些游戏严重缺乏战略要素，只不过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单词搜索罢了，但《Scrabble》除外。

于是，他开发了一款名为《SpellTower》的游戏。玩家需要利用字母组成单词，并最终盖一座塔。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据他说，这款游戏上线两个月内挣的钱足够他生活两年。

与许多人一样，盖奇是通过《俄罗斯方块》进入无脑游戏的世界的。有一天，他看到女友在用iPod玩《俄罗斯方块》，而这款游戏糟糕的触摸屏界面让他惊骇——当他看到糟糕的游戏设计时，他那种愤愤不平的神态总是惹人发笑。

“iPhone具有很多奇妙的功能，却没有一款游戏加以利用。”他说，“每个人都试图把其他平台上的游戏强行移植到iPhone上。《俄罗斯方块》并非围绕触摸屏而开发的。如果当初没有这些游戏，只有触摸屏，那么你永远不会看到这种拙劣产品的。于是，我开始开发一款游戏，试图弄清楚触摸屏版《俄罗斯方块》应该是什么样。”

他开发出一款名为《Unify》的游戏：它类似于双向《俄罗斯方块》，形态各异的方块从显示屏两端向中央浮动，最终融为一体。这款游戏颇具吸引力，赢得叫好声一片；但从销售额来看，《Unify》算不上大红大紫，不过盖奇并不在乎。他说：“我的兴趣只是利用新技术解决难题。据我所知，《Unify》是第一款支持多点触摸的方块消除类游戏。”

盖奇的父母都是艺术家，他自己也有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的美术硕士学位。与许多人一样，他从一间阁楼开始了艰苦的艺术家生涯；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的房间里堆积的不是松脂、帆布和解剖学书籍，而是游戏图板、手柄和Xbox光盘。几年来，盖奇为了生活曾经走穴讲课，也曾卖游戏光盘。他似乎并不在乎钱。事实上，盖奇正在从事的项目之一是为了讽刺游戏产业的现状，尤其是大公司希望通过“山寨”流行游戏赚取快钱。这款游戏名为《Unify Birds》，玩法与《Unify》完全相同，只不过把原作中的方块换成了小鸟。据他说，这款“新作”在朋友中的反响很好。

他让我试玩了《Unify Birds》。它给人的感觉是一款比原作好得多的游戏，甚至有大红大紫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