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 时代的游戏联想_3DM单机

    必须事先指出，本文并不是一篇历史论文，而只是借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交融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话题，对个别历史游戏、角色扮演游戏进行的一种联想和对照。读者觉得有那么点意思，能引起更多的想法和对于那段历史的回溯，能增加对游戏的新一层兴趣，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正如标题所示，本文会涉及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代的一些历史史书的记载。但如何界定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具体年限，并不是这篇文章的要点，但我们还是要在文章开头提一下。

    众所周知，三国时代的开端是由公元220年（黄初元年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代汉称帝为开始的。但也有人认为，直到公元229年（黄龙元年四月）孙权称帝后，才可算是三国时期的的“法定”开端。

    但通常意义上来说，根据陈寿史书《三国志》的记载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描写，人们习惯于把三国时代的开端定位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动荡时期。因为正是由这一动荡时起，魏、蜀、吴三国的建立者们才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一步步完成了自己成立帝国的霸业。而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国，隋朝统一全国，则是南北朝时期的结束。

一

    光荣的《三国志》系列玩家们都不陌生。而从《三国志5》开始，游戏的战斗层面中出现了争议很大的妖术、幻术和仙术这三种法术指令。其中“仙术”可以恢复战场上全部我方部队受伤的士兵，有时还可使已行动部人再行动。 “妖术”则可以耗损敌方兵力并使其士气及训练度下降。“幻术”耗损敌方兵力并使其混乱成无阵状态。玩家们对《三国志5》最大的批评就是这三种法术对战斗的破坏。

    而这三种法术又如何拥有呢？第一种方式是你选择张角或孟获的阵营开始游戏，其中张角是整个游戏中唯一初始就拥有“幻术”和“妖术”的角色，而孟获阵营的木鹿大王则是拥有“幻术”的第二人。第二种方式，就是从特殊人物手中获得《太平清领道》、《太平要术》和《盾甲天书》这三本奇书，你才可以使你的角色分别获得仙术、妖术和幻术。

    这一设计遭到了玩家们的长期诟病，一是认为它破坏平衡性，二是认为它的怪力乱神与游戏整体格调不符。大概是由于玩家们的批评，更加强调真实性的6代将这三种法术取消了。不过到了《三国志7》的时候，这三者又以“鬼谋”的策略出现，配合其他特技就可使出“幻术”和“仙术”（7代更有甚者，还出现了黄龙、麒麟、大鹏和凤凰等4种“圣兽”系统）。在其后的几代作品中，也都保留了“幻术”和“妖术”的设计。

    最近读到陈寅恪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他在讲义中提到，晋朝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司马伦及其同党、晋代在东莱地区起兵的刘伯根、王弥以及西晋末年发动变乱的张昌，其均为天师教（五斗米道）中人，并提到琅邪（琅琊）这个地区自后汉顺帝以来的浓厚的巫教环境。根据《三国志·吴书》转载的《志林》记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於曲阳泉水上，白素硃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馀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

    于吉本人就是琅邪人，他的徒弟宫崇也是琅邪人。《太平清领道》不是他们独创，他们仅是参与了其编撰和传颂的工作。后来宫崇还亲自到皇宫里（诣阙）把这本书献给了汉顺帝政府。但是政府有关部门（有司）认为这本书“妖妄不经”，所以被封藏起来。但是汉朝政府虽然不认可这本书，民间却早已广为流传。直接给予东汉王朝最后一击的黄巾军领袖、太平道教教主张角就受到《太平清领道》的直接影响。

    虽然黄巾剿灭、于吉被杀、张鲁投降，但五斗米道教的影响在民间仍不可谓不根深蒂固，竟传播到晋代。其历史证据就是根据《晋书》中对于这些变乱分子的地域、习俗和活动特征的记述，与《三国志》《江表传》等书中的描写是吻合的。

    我感到，如果五斗米道教对于三国魏晋时期的整体影响真如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所证实的，那么《三国志5》中对妖术的定位还是准确的——唯一的不同是将它在那个时代政治、政局上的影响，转移到了游戏的战术领域。这也是游戏不得已的一种权衡。

    再联想到《三国志7》当中，巡查城市的选项中经常会随机遇到的是否“砸毁祭坛”的设定，这个设计本来也使人感到可有可无。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深感到自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很有深意。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晋书》中提到的地区变乱与天师教（五斗米道）的关系。

     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了一场混战，前后历时16年，史称八王之乱。其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并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其中最线发难废掉晋惠帝的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在司马炎称帝的时候，他先是被封为琅邪郡王，后才改封为赵王。他与他的谋主孙秀、大将张林，都可能是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的信徒。孙秀是琅邪人，最开始是司马伦的“近职小吏”，也就是办公室秘书一类的角色，司马伦好几次让他写“文疏”——也即祭天、礼拜、求雨等道教法会活动里的祈福书、超度书，孙秀每次把文疏都写得很符合司马伦心意，司马伦就喜欢他了.

     后来当上赵王后，升他官为侍郎，是他的“亲信”。《晋书·赵王伦》传里也写得很清楚，说孙秀与司马伦“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并说孙秀“家日为瘾祀，作厌胜之文”，也就是说，孙秀经常在家里作很不好的法术祈祷，以诅咒司马伦的政敌。听起来很恐怖，而司马伦身为皇族，却格外亲近这个人，可见司马伦对五斗米道教迷信的程度和他本人的品性。而且《晋书·孙恩传》里也提到，孙秀的的本族人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孙秀的家族信仰。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伦命他的手下人诈称他的父亲司马懿以道教神仙的身份托语给他，令他早日入主洛阳，又说他爸爸会在洛阳北芒山上显灵给他辅佐助阵。为此他还在北芒山上给他爸爸立了个宣帝庙。在这个庙里，他把道士胡沃封为太平将军，整日祈请、招福佑，又让孙秀整天扎小人诅咒别人，又让手底下人跑到嵩山上穿上羽衣，说是仙人王乔下凡了，还作了神仙书，说司马伦必定皇运长久。为了篡权当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叔公就干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南朝时梁国人、道教上清派的承传者陶弘景在他的道教洞玄部经书《真诰》里提到，“晋宣帝为西明公友”。也就是说司马懿都排进道教的等级体系里了。“西明公”是道教神仙体系里，“得鬼官道人”一个层次中的一种得道高人的称号，也许就类似于佛教中的阿罗汉层次中的不同称谓的罗汉。如果皇族的高层都与天师道教有着这么不一般的关系，那么整个民间的信仰情况也就可以知道。

    再提一下西晋末年的刘伯根、王弥起兵。刘伯根是东莱人，东莱就是今天莱州市，也属于东方滨海地区天师道传播之地，在《晋书》里被称为“妖贼”，和对于吉的“妖邪”“妖妄”的评价差不多。刘伯根曾任一县令，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利用宗教作号召组织万余人起兵反晋，自称一公，王弥和刘灵都是他的从党。

    非常有意思的是，陈寅恪从东晋大诗人谢灵运的身世反过来印证刘灵等人是信奉天师教的。说是钱塘地区的杜明师夜里做梦有人从东南方来进到他家里。正好这天谢灵运出生。谢灵运的爷爷谢玄没几天就死了，家里人就把谢灵运送到杜家养育护佑，到15岁才回家。而杜家世代都是天师道信徒，谢灵运寄养在这样的人家以求护佑，自然会以其信仰命名（这或许又有点类似佛教的法名吧），所以他名字的“灵”字也就从侧面证明，刘伯根的从党刘灵所信的“妖道”，就是天师道无疑。

       最后再说一下荆楚地区的张昌起义。张昌出身于蛮族，但是从小已被汉化。他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年轻时曾为平氏县吏。受李特起兵的影响、借政局的动荡，他开始起兵作乱。大量的流民和躲避徭役者都去投靠他。他还和山都县吏丘沈一起称帝、称相，又封他哥哥为车骑将军，他弟弟为广武将军，在山岩洞穴里作宫殿，当起了“山大王”。

    史载他的部队“旬月之间，众至三万，皆以绛科头，撍之以毛。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新野王歆上报朝廷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

   而反过来看《三国志·吴传·孙策传·引江表传》中记载，孙策决定杀于吉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

    意思是说当初任交州刺史的南阳人张津就和于吉一个样，头上缠个绛红头巾，不干正事，没什么好下场，有前车之鉴，所以我必须要杀了于吉。“由这段话可以知道南阳地区早在汉末已有天师教徒活动。而头戴绛帕可能就是其教徒的标示，在南阳起事的张昌的妖贼们也头戴绛帕，可能也并非一种巧合。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在小说和传说里被塑造为能呼风唤雨做法术的修真道士的形象？这和他曾“躬耕于南阳”的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又反映了世代民间百姓、说书人心目中对道家信仰有着怎样的印象呢？这样想想，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此外巴蜀地区的賨人李特在西晋的起兵，也与五斗米道教有着直接的关系。《晋书·李特载记》直接提到“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

    也就是说，作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賨人曾被迁到汉中，全部信奉张鲁的天师道教，这其中就包括了李特祖父李虎所率领的五百多家賨人。曹操攻克汉中后，这五百余家人就归附曹操，又被迁到略阳。而信仰天师道教却成为他们几代人持续的信仰。晋惠帝年间，关西扰乱，李特随流民又回到蜀地，在益州掀起了暴动。

二

    写到这里，又突然想到鲁迅先生所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虽然他所指的是民族性中的问题，而不是讲“道教在我国的发展之深广”，但是读过这些历史记载，确实对三国两晋时以道教为名义的教宗和民间结社组织的根基之深，这样的事实在历朝历代都不断重演。如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也是一例（虽然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道教）。

    而这些道教支流又缘何在民间甚至皇室上层中传播甚广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史书中对于于吉的记载。

    《三国志·吴传·孙策传·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张角是太平道教，《三国志·魏书·第八》中记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孙策提到的那个交州刺史张津，平时也就是“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至于张鲁治理下的汉中，大家都知道，那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曾批注《张鲁传》说其教派“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可见起平时这些教派也是以济世救人或修身养性为表面纲领的（张角的“喝符水病没好，那就是你不信道”的说法更是绝妙）。

   对于广大社会下层、未受过教育的穷苦百姓而言，这些表面纲领迎和了他们在痛苦无望的生活中“寄希望于能有一种神奇力量立刻改变人生”的渴望，而对于上层势力而言，支持他们全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张鲁的母亲充当了与益州地区实权者、益州牧刘焉发展良好关系的外交官角色，而孙秀则为司马伦的夺权提供了“神学理论基础”。而一旦此种教派自身力量威胁到他们的上层统治时，统治阶层又必须将他们剿灭。张角、于吉、刘伯根等无不是如此。《孙策传》说“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这直接导致了孙策必须杀掉于吉，因为能参与孙策集会的“诸将宾客”们，可不是平常之辈，他们都拦都拦不住地要去迎拜于吉，可见于吉的影响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了解了这些历史，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当今社会上的李一道长等人，确实已是不足为怪了。

    这样再看光荣《三国志》系列游戏中，自三代起陆续设定的那些特殊角色，如于吉、华佗、司马徽、左慈、祢衡、管格、许子将、7代的阮籍、8代的蔡琰等，都是有它的特定的代表性的，不是随便加进游戏的。于吉代表的是道教信仰的势力，左慈是通晓采补、导引甚至房内之术的方士，虽和道家有直接的关系但又有别，是受到统治阶层欢迎的（想想现在的养生会馆、养气保肾按摩）。华佗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是被归为左慈、管格一流，都是方技。所谓方技最早就是指有关医疗养生的技术和知识。

    《汉书·艺文志》把它分为四种，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后来泛指医术、天文、占卜、相命、遁甲、堪舆等术。管格就是术筮之术，也即占卜大师，知道天文和周易的一些规律。但华佗的不同在于他是三国时期医诊水平的代表人物。至于蔡琰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她是名臣之后、文学家的女性代表者之一，或者还因为她是那个时代动荡与民族交融的象征人物。

    至于司马徽、许子将（许劭）则更值得特别一提。此两人与阮籍，恐怕正是魏晋两代政坛由“清议”到“清谈”风潮变化的一种代表和反映。

   “清议”就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政治人物的一种议论。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人物的品题。东汉后期，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即为“清议”。许子将就是典型的“清议”者。

    他年轻时严守名誉节操，喜好研究传统礼教所规定的人际关系，对当时的人物作出许多评论。据说他最初担任汝南郡的功曹，太守徐璆很敬重他。府中官员听到许子将作了官，没有人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而为今天所妇孺皆知的，是青年曹操请求他为自己品评时的那段故事。曹操好几次拍许劭的马屁，作出特别尊敬他的样子，就为听他对自己的点评，可耿直的许劭瞧不起曹操的那种无赖奸诈的为人，曹操后来找个机会胁迫了这个耿直人，非要逼他评价自己。耿直人无可奈何，只好开口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特别高兴。这段故事记载在《后汉书·许劭传》当中。

     而在晋代孙盛的《异同杂语》中的版本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许子将太有个性，和身边的很多人最后都闹翻脸。但是他的传记中确实证实了他作为士大夫阶层对宦官当政的不满。许劭的“从祖”（即伯公、爷爷的兄弟）一家三代都是朝廷太尉、司徒、司空这一级别的高官，可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堂兄弟许相靠着巴结宦官得到了朝廷的封侯，所以许劭憎恶他品行不端，他几次请许劭过去，但许邵根本不理他。许邵另一个堂兄是先后为刘璋、刘备效力的许靖。当时许劭与许靖都有很高的名望，喜好共同审核评论地方士人，每个月总是更换品评的对象和话题，所以汝南地区民间有“月旦评”的说法。

     再来看司马徽。《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说他“清雅有知人鉴”，这点和许子将一样。可他的生存环境和许子将相比又大有不同。三国时期社会组织进一步崩坏，他已经无法再像许子将那样作个每月都品评士人、不为权势拉拢所动摇的人物了。他需要自己躬耕以自足，不熟的人请他评论人物，他永远都说“好、好。”清代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清议》中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於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司马徽被人叫“好好先生”听起来是个佚事，但背后体现出的确是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等到了光荣《三国志7》里面诗歌大赛里才出现的特殊人物阮籍，则已经成为了清谈的代表。所谓清谈，说白了就是以《老子》《庄子》《周易》等著作为基础，对其中的一些玄学问题进行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按陈寅恪的说法，“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论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

   “清谈”曾一度成为社会上层阶级的风流、高雅之事。这种风流高雅还为我们留下了书法领域里的最高财富——《兰亭序》。然而，正如司马徽“好好先生”的佚事一样，这风流高雅的背后，是一种恐怖的社会环境。

    以上谈的很多内容，与游戏进行联想确实有些牵强。但笔者确实感到，日本光荣公司相较其他游戏公司，对历史的态度是更胜一筹的。起码他们的设计师心中对当时三国社会的情况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和把握的，我以前也曾撰文谈过，例如《三国志11》中夏侯渊的独有特技是“搬运”，这个特技使武将在率领运输部队时可以增加移动力。

    实际上为什么夏侯渊拥有这个特技，是有其出处的，史书《三国志》中记载，在曹操击败袁绍，自身也元气大伤后，夏侯渊“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又如针对异民族的阎柔的“亲乌”特技、成公英的“亲羌”特技或臧霸的“威压”特技等，均与史实有所契合。史载广阳人阎柔“少没乌丸、鲜卑中，为其种所归信”，曹操平定河北后，阎柔确实为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三国志》系列对于如何处理羌、山越、匈奴等等少数民族的出现，也一直在不断尝试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上面提到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耳熟能详，但如何把这些人物放进游戏里，又如何放置恰当，纵观中日两国的游戏开发公司，恐怕也只有光荣公司做到了吧。

   而反观其他三国题材游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都只是借了一个三国的名字、一个“壳”，而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其中，体现出它的更多侧面。

   当然光荣的作品也并不是十全十美。例如隐藏在三国社会和那些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背后的地方门阀世族的那只隐形的大手，例如复杂社会条件下魏、蜀、吴的各自不同的兵制，都没能很好地在游戏里体现出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如此苛求一款历史策略游戏了。游戏毕竟只是游戏。

三

   最后一章，我们要联想的游戏，并不是光荣的历史策略游戏，而是《辐射3》。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迭、战乱动荡都会导致社会经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口死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期。根据历史学家的推算，后汉时期全国人口在公元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时达到了最高值为5600万人。而自东汉末黄巾之乱开始（184年），中国进入长期的瘟疫频发和大小战争频繁的祸乱时期，全国人口数量与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黄河流域屡遭战争，十室九空，人口或外迁避难或死亡，真可谓天下分崩，兵连祸结，灾疫继踵，人口锐减。到蜀汉灭亡时（263年）人口数字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记载合计在818万人左右。自此人口数一蹶不振，到隋文帝在位时方复苏。

    近年来有很多人对三国时的人口数有不同看法，认为实际人口要比这个数字更多。但无论人口到底是1600万还是800万还是700万，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三国时期的残酷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像。

   曹操《蒿里行》说痛诉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桀《七哀诗》中所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仲长统《昌言·理乱》所载“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虽然晋代时全国统一，人口数有所恢复（晋武帝太康三年户口调查全国人口约为2380万人），但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紧接着历史上著名的导致华北地区人口在八年之内消失80%的五胡乱华时期。

   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基层彻底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叫作“坞”的建筑形式。

   坞最早见于《后汉纪》和《后汉书》中“筑坞侯”“起坞侯”等说法。陈寅恪认为，“坞”起名于西北地区。三国时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它有点类似欧洲的城堡（Castle）的概念。但郿坞并没有建在险要的地方，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它高厚各七丈，内藏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积谷三十年储，董卓之所以建立它，目的很单纯，“成则雄居天下，不成则（以此坞）足以备老”。但到了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期，坞的概念又有所变化。

   南北朝时期，自匈奴的汉国到氐人的前秦，由于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北方各族各阶级的人民都曾迁动。氐、羌、鲜卑各族也反复迁出回徙，这些与战乱一同对各族人民都构成了一种灾难。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实际上这种据险自守的情况自三国时起就已经很普遍了，只是并不以坞的形式存在。

    太史慈向孙策汇报徐州情况时就说，“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华歆）所遣长吏……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而已。”而在晋代整个北方到处都出现了坞。《水经注·洛水篇》记洛水所经之处，就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谷坞、范坞、杨志坞。这仅是洛水流域的堡坞而己。

    陈寅恪说：“凡屯聚堡坞而欲久支岁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能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他讲到两个典型的例子——庚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

     庚衮的禹山坞是张汉肆掠阳翟时，庚衮带领同族以及当地老百姓，在禹山上依山而建的坞。当时人数不少，他提出“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的观点，被推举为坞主。他们沿山壁险要处修坞墙，树立藩障，又设置了工作分配、物资分配、器具收集等一整套管理制度。遇到贼兵来犯时，他带领武装起来的乡民，很整齐地守住入口，但决不出击，贼兵反复来过几次，觉得没有便宜可占，就撤退了。因为他管理得当，坞中“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这个依山而建的坞，甚至不符合城堡的概念。

    郗鉴的峄山坞也是依山而建的。峄山是石山，中间有山洞，里面孔穴相通，敌人来了时想打没法打，人都躲进山洞里，易守难攻，而敌人走了之后，百姓又都从洞穴里出来进行耕种等活动。据说此坞也有千余家人都在其中避难。

    庾衮后来离开禹山坞去了河内林虑山，这说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战，只负指挥之责——这恐怕也是当时坞中物资匮乏到仅够生存、倒退为很原始的生存形态有关。

     如果你认真玩过《辐射3》的话，我敢肯定你一定会有一次或多次，会这个游戏黑暗的世界观有过感慨。你还记得经过核战浩劫后，在荒芜的大陆上的那些人类聚居点嘛？对，你知道我指的不只是人工设计出来的地下避难所（Vault），还有流民围绕一颗未爆炸核弹而建立起来的兆吨镇（Megatown），还有变种人盘踞的博物馆、孤独耸立在荒野深处的十便士大厦（Tenpenny）、一艘巨型航空母舰改造成的铆钉城（Rivet City）、人口贩子的据点失落天堂（Paradise Falls）、仿佛世外桃源的绿洲（Oasis）……我无须再列举其他名字，因为我发现，其实《辐射3》中的每一个有人生存的据点，其实就是“坞”。

    所有的入口处都有人把守，都设置了或简陋、或精密的防护壁垒，里面的人都依靠最原始和简单的交易或自给自足的系统勉强生存，而他们却朝不保夕、各有忧患。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真的熟悉《辐射3》，你会发现，坞堡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已经崩坏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反过来进行这样的联想，历史上的那些最动荡的年代确实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当然，坞也有其强大者。《晋书·李流载记》中说，李流的军队是靠“率千余家依青城山”结坞的范长征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确实，这正如《辐射3》中钢铁兄弟会的总部也很强大一样。

    最后，刚才提到了《辐射3》里的那个叫“绿洲”的世外桃源。陈寅恪考证说，陶潜所记撰《桃花源记》为纪实之文，是他直接或间接听到《西征记》作者戴延之随宋武帝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而桃花源不过是一个与其他据险而守的坞堡相类似的坞罢了。就好像《辐射3》里的“绿洲”，其实并不是真的绿洲。